新华网舆情分析师 詹婧

五一期间，魏则西之死引起轩然大波；十天之后，青年雷洋之死又引起全国范围的关注，这两起舆情风暴都是由知乎发帖引爆。几乎是同时，广西医生陈仲伟被砍身亡事件也走入公众视野，知乎成为网民反思医患关系的公共空间。紧接着，江苏湖北爆发反对高考减招游行，一时间，各种妈妈群、家长群、高考吧、微信亲友群高度活跃，成为线上沟通、发起动员、寻求民意支持的重要渠道。而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移动社群的跟进，使这些社会事件的舆情热度居高不下。

综观近期连续发生的热点舆情事件，不难发现移动互联网塑造的新型网络社群已逐渐成为新兴舆论载体，成为网民介入公共事务的首选方式。并且，知乎、网络直播、网络电台、弹幕网站等个性化更加鲜明的社群已经诞生，在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的源头和推进作用，悄然改变着舆论场中的游戏规则。

新型网络社群趋于移动化，塑造着全新的社会舆论环境

5月17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6)》显示，2015年中国境内活跃的手机网民数量达7.8亿，占全国人口数量的56.9%。移动互联网使网民实现了“指尖发声”，破碎化状态中的实时在线与沟通成为常态，网络社群的移动化趋势十分明显。以腾讯QQ群为例，通过移动端发送的群消息量占比达到66%。从2013年1月至2015年6月，移动端QQ群月活跃用户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72%。近期数起舆情事件常常一夜之间走热，一大原因在于网络社群的移动化让信息的分享传播超越了时空限制。

网络社群移动化在弱关系基础上形成强大的组织力与号召力，线上与线下联动成为舆情动员与扩散的常态机制。在特定的社交圈群中，信息的发布和获取与群体成员的价值共同作用，移动端传播让互动链接更加频繁，网民的情绪感染迅速弥漫，群体成员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其激发的社会动员能力在“帝吧出征Facebook”、“江苏湖北高考减招风波”、“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及各类群体性事件中可见一斑。随着移动手持终端设备的发展，以及人们嵌入网络程度的加深，这种弱关系之上的强动员愈发显著，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遭遇分野，在一次次舆情事件中接受异见冲撞和舆论共振的考验，在阵痛中达到共识平衡。

然而，移动社群信息传播的“把关人”机制不断弱化，导致舆论乱象丛生。手持终端成为互联网上最庞大的即时信息节点，公众搜集、散布信息的门槛不断降低。海量的用户和信息，使得移动网络社群成为新闻资讯的集散地，也成为谣言、负面言论的重灾区。

移动社交媒体的碎片化结构和“一对多”、“多对多”的立体传播方式，使得传统媒体的把关作用和舆情引导地位大打折扣。相应的，社会精英基于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和“一呼百应”的影响力。但是，知名微博、贴吧及公众账号存在因被利用而过度影响舆论导向的风险。

舆论生态步入“围观新常态”，政务舆情引导面临挑战

喻国明教授曾比喻：“互联网造就了今天如体育场一样围观的社会结构，政府机构和企业都成了体育场中间被全社会评议的对象。”新型网络社群可以说使这种围观结构成为一种舆论“新常态”，处于“围观新常态”中的政务舆情引导陷入困境。

首先，在信息公开方面有明显不足。在日常工作中，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致使民众知情权和监督权无法落实，进而激发社会矛盾。在突发舆情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加剧舆论场的官民对立。网民自发组群，对关键信息进行深挖复原，形成各种解读猜测，导致舆情危机升级。而政府信息发布避重就轻、虚情以对、声东击西，则会扩大网民的抵抗情绪，滋生“仇官”心理，舆情引导陷入“塔西佗”困境。

其次，在信息互动上做的不充分。新型网络社群造就了 “智力无穷”的草根网民，一些官员对媒体和网民心有提防，不知道如何与其打交道。很多政务官媒以单向输出信息为主，互动功能不足，习惯于自说自话，刻意回避质疑，甚至关闭网民评论，拒绝对话沟通。色彩鲜明的“公关式传播”使政府与媒体、公众囿于两套话语体系，舆情引导虽然倾心尽力，却往往效果不佳。

再次，舆情引导渠道单一也是“硬伤”。政府部门仍倾向于通过传统媒体进行舆情引导，新型网络社群的传播优势和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发挥。以“山东疫苗事件”为例，传统媒体话语权呈现了下跌态势，微博话题组、微信群的作用突起。最早因为一篇旧闻嫁接的“标题党”新闻在微信朋友圈大量传播引起民愤，随后的深挖报道、反思建议及受害家庭的利益申诉，几乎都是通过微信和微博进行扩散。然而，政府的舆情引导过度依赖官方通报和传统媒体，忽视了这种依托网络社群所搭建的民间舆论场的强大作用，导致一则失实新闻引起了大范围的舆情失控。

新型网络社群不断涌现，政务舆情引导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

2015年8月腾讯发布的《中国移动社群生态报告》显示，社群已进入“连接一切”的3.0时代，同事朋友类关系群占比超三成，兴趣群占比高达66.4%。各类新兴细分社群还在不断涌现，政务舆情引导要想走出困境，还需改变思路，寻找新的突破口。

对内要促进跨部门、跨系统信息的互联互通，构建从上到下、横纵联合的舆情研判与处置机制。目前大部分政务新媒体的主要功能还是集中于政府宣传和政策解读，并没有成为舆情信息发布的首选窗口。各地域、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没有形成畅通流动的机制，导致在突发舆情事件中，涉事部门或因信源不足错失良机，或口径不一自相矛盾，或沟通不畅应对吃力，很难跟得上网络社群在移动端的裂变式传播速度，因而丧失舆情引导主动权。因此，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层级和部门之间抽调专门人力统筹对外合作，厘清各机构信息联通的范围，发挥区域信息共享与整合的优势，形成规范常态化的舆情研判、信息报送和舆论引导机制。

对外要主动拥抱新媒体，通过“互联网+政务”创新实践，搭建专属于政府的移动社群。任何新的媒介载体作为一种技术手段，都可以为舆情引导所用。除了政务微博、微信，政府部门还可以发展政务微视、政务易信，入驻新闻客户端，拓宽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促进各种形式和平台的互融互通，打造“多微”联动机制。运作成熟的官微媒体矩阵，既可以作为日常信息发布的集群化服务平台，在重大突发舆情事件中又可以成为危机应对和舆情引导的主阵地，对网络社群中的网民舆论形成对冲。需要注意的是，政务媒体要向移动端发展，能做到“指尖问政”，确保在时、度、效上足以应对移动网络社群中的舆情传播。

政府需要深入发掘自身在新型网络社群中能够发挥的实质影响，探究舆情引导的共性规律。不可否认的是，新型网络社群现在已经嵌入每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各类社群具有很强的内生活力，广大网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产生明显的破坏力。政府部门需要对各类网络社群的价值认同、趋势把握和舆论生态演化等课题进行积极研究，以便更好地服务和引导网络社群健康发展。探索具体可行的舆情引导方法，最大程度地使网络社群趋利避害，应该成为政府网络社会建设和治理中的重要课题。

此外，对于新型网络社群的舆情引导要融于制度建设中，通过依法规制和行业自律来净化网络社群的舆论生态。近几年，相关部门相继出台系列政策法规文件对网络社群进行规范。2014年先后出台“微信十条”、“账号十条”；2016年初，修订后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将应用程序、微博、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搜索引擎以及其他具有新闻舆论或社会动员功能的应用都囊括在管理范围内。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社群会出现新特点新现象，需要及时对所涉及的法律条文进行法律解释，使之更加具体明确，跟得上时代发展。此外，为自媒体行业发展树立标准和红线，督促其加强自身监管，对于网络社群的规范和政府的舆情引导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