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舆情分析师 李向帅

5月初的丢肾事件最近又起波澜。据报道，当事医生正在准备以个人名义起诉最初刊发报道的媒体。“维权不仅是为我自己，也为了这个行业，希望能对同行产生正能量的影响。”近年来，类似医患互信缺失引发的热点事件，在舆论场并不鲜见。如何解开这个信任死结，成为医患双方，甚至社会须共同面对的难题之一。今年5月，广东伤医事件后，高校心理教师唐映红就认为，“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种种医患冲突，也是整个社会机体病入沉疴的反映”。

如果我们从消除医患隔阂的角度来理解正能量，当事医生通过起诉能够达成预期效果吗？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通过诉讼这个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利，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医生自然也不例外。从近年来一系列医患纠纷的报道来看，在汹涌的舆论大潮中，医生、护士群体从相对沉闷到主动发声，展现出高度的权利自觉，这种现象已成为医患类话题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医生有自身的权利，患者也有自身的权利。放眼整个舆论场，可以说，相关纠纷背后都不乏“权利”的身影。要想缓解医患隔阂，医患双方如何看待对方的权利，至关重要。王志安曾在采访万氏兄弟（右肾消失）以后写就的《消失的信任》中有这样一句话，“他们要的不是钱，是一个说法，符合自己期待的说法”。很显然，如果患者这样看待自己的权利，结局很可能是无解。

同样，如果医生看不到与自身权利存在密切关系的患者的权利，其谋求权利的效果很可能会打折扣。对“希望能对同行产生正能量的影响”之说，京华时报评论就持有不同的看法。该评论认为，当初媒体报道“肾丢失”确实不甚准确，但这样的不准确并非某个人杜撰，而是来自远方的消息只能让人产生这样的判断。因为，相关的检查报告真真切切地写着一侧肾缺如，而医生也没有把这个“缺如”的含义说明白。此前，涉“丢肾门”的媒体也曾自辩，“刘永伟讨要了大半年的说法，在媒体的关注下，一个星期就得到了”。“如果相关调查部门及时给了患者一个说法，怎么还会有患者‘找肾无门’，求告媒体的事？”

面对信任缺失这个难题，诉讼作为一个操作性较强的解决方式，无疑是一次宝贵的尝试，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较强的操作性的关键，不仅在于对双方权利的最终厘定，更在于这种最终厘定的依据——事实。也就是说，法庭裁定的依据，不会是某一方对权利的诉求，而是依据法律原则对纠纷来龙去脉的扎实而细致的调查与了解。换言之，法律框架内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各自的诉求，才是双方矛盾的关键点，也是双方最大的交集。

面对权利纠纷，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尊重他人权利，才能消除或减少纠纷。回到医患纠纷这个话题上来，医患双方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对对方权利存有最基本的敬畏和尊重，进而保有起码的自省。实际上，类似于医患关系，人们的不少权利都是需要对方让渡才能实现的。这就需要加深对对方的理解。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个角色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尚处于磨合期。从先发国家或者一些医患关系较好的国家来看，医患双方权利的满足有赖于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而在朝向这个制度的过程中，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这种“自省”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从增进整个社会正能量的角度看，相较于诉讼这种法律途径，这种“自省”对于问题的解决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