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创立时间再1990~1991年，刚开始时上交所上市的企业只有8家，比较出名的是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爱使股份，这些都是股价持续上升的，而凤凰化工则是当时八家企业之中唯一一支非上海本地股，把这只股拉入市场也是做一个姿态，代表了上海市场的全国性和普遍性。

　　当时的市场规模不大，个股盘面也不算大，而当时上市的八家公司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年都会有分红，而且股息率很高，当然现在的上市公司基本都没有了，所以炒股现在都是追求资本获利。

　　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则是在1991年7月3日挂牌营业，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是深发展、深万达、深安达、深金田、深原野，看名字也知道，都是“深”字辈儿，这几只股里面最出名的是深原野，毕竟中国股市刚起步，很多事都要有个第一，那么第一个被踢出局的，就是它了。

　　原野属于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国家股占60%，港资占10%，还有两个人各战友10%，这两个人里有一个叫做彭建东。深原野上市以后，彭建东把股价炒得很高，然后套现，之后92年7月份原野停牌，94年1月，改名“世纪星源（000005）”复牌。

　　这两年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人知道，只是法院后来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的名义将澳大利亚国籍的彭建东驱逐出境，说起来，这算轻的。

　　这件事当时很出名，不过谁都想不到类似事件发展到现在已经屡见不鲜，那个时候我也只是才知道股票这个东西而已。

　　当时的股市除却行情，其他可探知信息十分有限，普通人就是两眼一抹黑。当时最有优势的是券商，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不对称的信息优势来牟取暴利，比如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串门，看到了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的内部文件，赶紧以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斩获。万国证券的行动引来了其他证券公司的跟风，最后皆大欢喜。

　　这种信息不对称可以说是一种完全碾压的获利模式，不得不说证券公司的水平不算高，如果把成功的市场比作一个有涵养有资本的绅士，那么我们的行为就和一个暴发户类似，钱一样，但是行为举止大相径庭。

　　尤其是为了操纵股市，提高认购和配送新股的中奖率，个人和机构会去收集大量非股民身份证，批量开户，这种事情现在也屡见不鲜，很多要开户的业务员需要业绩，不管你是否炒股，先开户再说。

　　至于证监会，则设立在1991年的下半年，当时的股市存在一个问题叫做“扩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在不断的发行股票，但是市场资金却又没有那么多，当一个市场内不断地去发行股票但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时，泡沫就应运而生，其实这个问题现在也依旧存在。

　　然后到了1992年的8月份，身正当时宣布发行5亿公众股，500万抽签表，中签概率10%，每张表可购1000股，新股的出现可以说是备受瞩目，用白给的钱来形容也不为过，所以决策的下达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如何落实，如何公平公正的去发行这些东西。

　　当时一张身份证可以花100买一张抽签表，也就是再这段时间，很多外来人口涌向深圳，队伍排的相当长，结果到后来500万张表卖完了，剩余没有得到抽签表的则涌向市政府，并发生冲突，事后调查，也确定有至少十万张抽签表被内部藏留购买。这件事之后深圳市市长换人，市委数据被调回北京。

　　过去人说人民为立国之根本，实际上经济也为立国之根本，当时因为金融市场而出现了冲击市政府事件已经影响了社会和政局的稳定，而当局者最害怕的还是股市是否会被彻底“关门”，因为当年领导人说话说的很开：“股市中国也可以搞，但如果搞不好，也可以关掉嘛。”

　　从中获益的无疑是证监会，这种混乱给了证监会一个最好的理由来集权。

　　集权无疑可以取得更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至少不会再那么容易出现因为金融事件而导致政局不稳，当时上证指数刚发布时，是133点，到了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即92年，就直接冲到了1429点，但是这种急冲相当不健康，头天623点，第二天冲到1334点，之后五天之内冲击全年高点1429，如果你是在91年买股票，那么只在92年这半年，你的资产就足足翻了近四倍，而如此快速、大量的增长，也对市场造成了心理冲击，很多人都觉得该收手了，毕竟数值是翻了四倍，但是市场到底是否存在如此巨大的资金量已经变成了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泡沫的出现可以说相当明显。所以这次急涨之后面临的就是急跌，直接从1429滑落到393，不过跌的快回去的也快，好歹在年底收到了780点。

　　这一波急涨急跌，极大的刺激了市场交易额，上交所的入驻单位开始越来越多，不管多坎坷，多么的不“规范”，我们的市场总算勉强站稳了脚跟。接下来就是政府方面对股市的一系列调控，这些调控是比较奇葩的，乃至于其他正常市场不存在的，比如，股市中每年的上市资金会由上层规定额度，之后分配给各个地区。

　　一般来说，一家企业只要可以达到上市标准，其发行股票有投资者认可购买就可以上市。不过在中国市场，则变成了一个特许融资的权利公司，至于其企业质量则无关紧要，只要你可以拿到分配融资的额度就可以，而这个额度由省委决定。

　　也正是因为如此，导致有种说法叫做“投资在中国行不通”，实际上确实深受其害，我们的股市主力就像散户一样不是没有原因，尽管投资者确实存在，但其数量和大熊猫差不多，投机为主，投资为辅，这也是因为从这个市场建立开始就是走了投机的路线，连管理者和决策者都在投机，谁还愿意去投资？

　　而监管层集权之后还有一点极为明显，即方向性、政策性。

　　中国股市是一个资金推动市，一个政策市，政策如何要比企业质量更加重要，不管企业如何，只要与政策呼应，自然会有效益，而如果和政策相悖，那么又必然受到冲击。

　　而两市逐渐发展到了往后几年，则有了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这种势头在96年的时候尤其明显，深沪两市同时大涨算是好事，涨了就有钱赚，而且在当时，沪深两市是在比着涨。

　　就96年之前的行情来看，深市显然比沪市更好赚钱，尤其深发展一路带动，其火热程度超过沪市，到了96年沪市终于不甘寂寞开始发力，这也和两地的地方政府有关。当时潜意识形成一种思想，哪个地方股指涨得快，哪里就是全国的金融中心，所以当时从政府、银行到券商媒体，近乎透明化的在商讨如何让股市涨得快，股市带动了政府的经济发展，所以地方政府扶持股市也很说得通。上海市政府那边直接由《上海证券报》传达指示，这就是属于政府方面直接干涉股市乃至于鼓动市民了。

　　到了96年年底，这一年上证指数涨了120%，深指则涨了340%，可以说这段日子就算什么都不懂，把钱扔在股市里，也躺着都能赚钱，而这一年的涨幅则导致市场新进股民超过两千万，当时的市场泡沫是可以看得到的，接下来管理层开始整治，才让这股风头扼杀下来，之后97年决定，上交所和深交所直接由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这两个地方政府也就失去了对交易所的支配权。而这一次整顿之后，股市权利可以说完全集中

　　而股市对于中国来说不能算是一个交易平台，更是一个融资平台，海外股市对中国企业没有太多兴趣，内地市场缺乏关注，内地市场想要崛起就需要资金，资金又不能从银行和国企身上拿，毕竟银行和过期不能投资股票，那么最后只能把目光看向股民，有人就有钱，有钱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经济。

　　到了98年，熊市，这一年政府给了股市足够的重视，尤其《证券法》终于在98年12月29日通过，这条法规的通过，也代表着一个态度问题，而早期的《证券法》很多条例定义模糊，所以当时的市场尽管有所约束，但漏洞极多，到了第二年，上市公司数量接近一千家，几乎每一只股票背后，都坐了一个“庄家”，这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别处看来的，这算是一个经典案例，说的是界龙实业（600836）。

　　1994年上半年，上证指数从1月初的800点一直下滑到7月29日的333点，而界龙实业却特立独行，连涨32天。在当时，个股基本上是跟着大势跑，很少有股票能持续逆势而为，更何况连拉32根阳线。界龙实业的上涨与公司从事印刷业务的基本面没什么关系，主要是由个人大户马晓指挥，涉及5家上市公司与14家证券营业部资金，在5个多月内，从每股12元一直炒到33元，其个人所得扣除融资成本及有关费用后达5,000万元左右。

　　这也是后来庄家操纵市场的一种模式，在股价底部反复购买股票，如果没有拿到想要拿到的量，就二次打压，让股民慌乱逃出后再买入，留在外面的股票变得极少，K线一路上涨，等到想要锁定利润的时候，只要买通股评师鼓吹一下，再发布些利好消息，就足以让普通股民疯狂抢购了。

　　在上涨中出货，出的毫不费力，抛出去多少单都会有人接，股价压都压不住，而你想要找到一支没有庄家的股票基本不可能，无股不庄已经达成共识，没有那么多出淤泥而不染，股民就在这么一个满是黑泥的大池塘里洗澡呢。

　　中国的股市被很多股民看作是一个暴富、超额利润的市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的市场被过度神化了，只有走下“神坛”回归平淡，我们的市场才可以逐渐的理性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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