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整理：周官雨希

　　2016年4月21日是现任英联邦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九十大寿。1952年登基的伊丽莎白二世已见证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受目前英国政体所限，伊丽莎白二世的作为无法与历史上的伊丽莎白一世或维多利亚女王相提并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女王是国家的象征，它实现了政治管理与民族国家的分离，是确保大局稳定的最后一道防护网。

　　本期外刊扫描，我们将“八一八”三位在英国历史上声名远播的女王和她们君主形象的塑造。即便在媒体长枪短炮如此发达的今天，包装的政治形象与实际的政治操作都并无必然联系。在大众传媒不甚发达的过去，女王们更需要穿上华美的衣裙，以保在男权把持的政治舞台上立足。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玛丽一世是如何浴血重生，伊丽莎白一世如何伴着音乐翩然飞升，维多利亚又是如何走上神坛。

　　1

　　滴2滴辣椒油，倒入5盎司的番茄汁和2盎司的伏特加，挤点柠檬汁，再加少许黑胡椒粉和辣椒粉，放入冰块，摇匀，一杯“血腥玛丽”就调制完成了。除了首位合法的英格兰女王——都铎的玛丽一世，恐怕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君主会以饮食之名频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番茄汁颜色鲜红，如同被她镇压和处决的新教徒流出的鲜血；伏特加与香辛料碰撞出的刺激让舌尖颤抖，一如玛丽一世统治后期的人心惶惶。凭借鸡尾酒的加持，“血腥玛丽”似乎成为了她流传后世的唯一面相。玛丽·都铎如何成为“血腥玛丽”？学者洛兰·阿特里德和亚历山德拉·温克勒指出，莫雷勋爵（Lord Morley）的《圣餐仪式创造神迹的记录》（"An Account of Miracles Performed by the Holy Eucharist"）不仅能反映他作为近代早期英格兰人文主义者的生活哲学以及他如何用历史和宗教故事来指导现实政治，同时也反映出了玛丽一世在治国之路上的进退两难。

　　从儿时直到继位，玛丽·都铎所接受的完全是天主教的君主教育和指导。她童年时期的教育完全按照母亲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设计进行，比韦斯（Juan Luis Vives）从旁协助。比韦斯是西班牙人，曾写过有关妇女教育的论著，并在16世纪20年代为玛丽量身定制了一套学习计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玛丽的前未婚夫，后来成了她的公公）也长期为其统治提供意见。在英格兰国内，由于16世纪中期政治和宗教的动荡，很少有人能像莫雷勋爵一样，用送礼物的方式委婉地向君主提出建议，希望玛丽能以她的曾祖母玛格丽特女爵（Lady Margaret Beaufort）为榜样，既可以拥有相当大的可以独立行使的权力，又能因虔诚和好学而获得美誉和尊重。

　　莫雷勋爵，本名亨利·帕克（Henry Parker），他的父亲曾是理查德三世（Richard III）最亲密的支持者。玫瑰战争中，亨利·都铎获胜，后被加冕为亨利七世。在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女爵的庇护下，那些曾追随前代君主的臣子才能逃脱制裁。玛格丽特女爵对亨利有再造之恩，她帮助亨利顺利继承了爵位，为他支付学费，还帮他安排了结婚对象，最重要的是带他进入了都铎宫廷。自16世纪20年代起，亨利·帕克服务了三代君主，直到1556年逝世。莫雷勋爵与玛丽都曾住在赫特福德郡，他们早已相识，且一直保持着联系。1536年，在玛丽被软禁期间，莫雷勋爵还曾前去拜访。因为即便玛丽被软禁，仍有非常多的支持者愿意追随她，很多天主教家庭都以把女儿送去服侍玛丽为荣。莫雷勋爵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一直谦逊而友好地对待这位可能的未来女王，通过提前示好，莫雷勋爵希望自己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期间的所作所为不要变成日后催命的号角——比如他从德国带回了大量讽刺教皇的漫画，比如写信给教皇克莱蒙特七世敦促他同意亨利八世离婚。《圣餐仪式创造神迹的记录》是莫雷勋爵在1556年送给玛丽一世的新年礼物。他在示好的同时也对玛丽的统治提出了自己建议。

　　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王，玛丽的继位自然引起了对于女性君主统治的激烈争论。反对者的声音此起彼伏，为玛丽辩护的人认为英格兰没有习惯法限制女性的继承权，统治效果如何最为紧要。同时，双方也一致承认玛丽的天主教信仰以及缺少恰当的统治者教育都将给她的执政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议会法令小心翼翼地限制了她单独统治的权力，禁止她的外国丈夫干涉英格兰议会和法律，但鼓励她和未来的丈夫一起分享权力。玛丽对此并无异议，与菲利普二世结婚后，她更是自愿地把权力移交给了自己的丈夫。玛丽确实对政治毫无兴趣，这点主要源自于她幼年时所受的教育：比韦斯强调女性要保持自律以对抗生而有之的罪恶，她们必须多向他人求助而不能独自决断，她们必须以家庭为中心，避免在公共场合露面。玛丽被比韦斯的理念荼毒太深，即便成为女王之后，也始终压抑且卑微。菲利普离开英格兰后，玛丽更是不问政治，只过问与信仰有关之事。

　　莫雷勋爵的作品能够得到玛丽的认可，首先在于他肯定了宗教虔诚的重要性。玛丽向来以极为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著称。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她就因为弥撒进行过多而惹人非议。在全文的23个条目中，前11条都是关于宗教异端和叛乱导致的破坏，包括莫雷勋爵出使德国时的见闻以及英国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如16世纪40年代以来货币贬值的影响，资本和财政摇摇欲坠等等。虽然他以宗教为托词，但是实际上已经洞察了当时社会经济出现的问题。莫雷勋爵还效仿早期教会写作中天降惩罚的情节，描述了三个圣迹。第一个故事发生德国，一群在桥上跳舞的年轻人因为不尊重旁边驶过的载着圣餐的马车而桥毁人亡。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博斯沃斯战役（the battle of Bosworth）之中，上帝厌恶理查德三世的残忍无情，剥夺了他最后一次听弥撒的机会。最后一个故事则是关于玛格丽特女爵，说她因为生前的善行，在将死之时得到了上帝的亲自接引前往天堂。莫雷勋爵在最后一个故事里把内容过渡到了对玛格丽特女爵的回忆上，试图为玛丽树立榜样。他回忆起女爵在圣诞晚宴上优雅得体的言行，她对教育的重视和资助，还有她对穷人、病患的关心和慷慨，堪比广受爱戴的古罗马皇帝提图斯·维斯帕西亚努斯（Titus Vespasianus）。莫雷勋爵还引用了大量中世纪编年史，在本国的历史中寻找值得玛丽效仿的榜样，譬如阿尔弗莱德大帝的妻子（Alfred the Great's wife），和亨利一世的妻子伊迪丝·莫德（Edith Maude）。她们都是聪慧好学，爱民如子的代表。全文以玛格丽特女爵的去世为结尾，再次肯定了她的虔诚是她获得赞誉的基础。

　　莫雷勋爵为劝诫玛丽一世，把玛格丽特女爵塑造成了一个坚强、虔诚、慷慨、温和的女性政治家。他并没有在作品中掺杂过多对女性统治合理与否的讨论，而是从现实出发，希望玛丽能真正担负起女王的职责。当时菲利普二世已经离开英国，玛丽一世本来有机会可以重新参与政治、树立权威。莫雷勋爵愿意帮助玛丽挽救危局，希望她向玛格丽特女爵学习，用美德和宽容规训民众。遗憾的是，莫雷勋爵的提醒来得太迟了，当时的政府也没有足够的执行力来实现他的期望。狂热的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玛丽一世已经失去了理性的思考能力。自1555年初中世纪的宗教异端法恢复以来，她就开始对新教徒进行大规模的抓捕和屠杀。最初的政治动荡缘起于托马斯·怀亚特（Thomas Wyatt）和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的叛乱阴谋。但到玛丽一世统治后期，所有的反对者或异议者都被视为异端，必须要赶尽杀绝。在妄图焚尽一切异端的残忍火刑中，“血腥玛丽”就此诞生。

　　2

　　如果说玛丽一世是狂热、愚蠢、残暴的代名词，那么她的妹妹和继任者伊丽莎白一世则一直被视作贞洁、智慧、宽容的典范。通过绘画、巡游、纪念章等多种手段，伊丽莎白一世威严而圣洁的君主形象已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为其统治奠定了稳固基础。在这篇论文中，凯瑟琳·巴特勒（Katherine Butler）将目光转向了前人不够关注的音乐方面，她点明了音乐天赋和音乐表演可能带来的政治用途，认为音乐本身就是感性和理性的融合，感性的一面常与统治者女性性别特征相联系，而理性的一面则多与君主的社会性别相关联。此外，音乐表现出了由不同音符所组成的和谐之美，可用以类比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和谐之美。作者认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女王和廷臣们就意识到了音乐的作用，并积极利用它来巩固伊丽莎白的政治权威。

　　在伊丽莎白所处的时代，音乐素养是上流社会年轻男女接受良好教育的表现之一。优雅而欢快的音乐是文艺复兴时期宫廷的重要特色。音乐表演不仅可以用来装点特殊聚会或节日，而且用来作为外国来宾的娱乐项目。除了音乐表演外，贵族音乐教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掌握评价音乐的能力。在迪特里希·赫尔姆斯（Dietrich Helms）看来，编纂《亨利八世之书》（" Henry VIII’s Book"）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后来的都铎君主们能顺利把控世俗音乐，因为评价的能力决定了话语权的归属。对于宫廷中的女性来说，她们用音乐来展示自己的良好素养，评论他人的演出，必要的时候亲自表演。这样做的直接目的多是为了交流情感，吸引男士的注意，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罗伯特·巴顿（Robert Burton）1621年分析当时婚恋关系时就明确指出，父母让女儿学习音乐是为了可以更好地物色丈夫。这个办法无疑是非常有效的。约翰·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曾写诗赞美一位女士和她的音乐，他写道：“乐器奏出动人的篇章，弹奏的姑娘让人眼前一亮；我问自己在其中发现了什么，巨大的满足和心绪的欢唱；沉醉与狂喜无限膨胀，甜美的是音乐，更甜的是姑娘。”

　　显然，音乐往往与美好相连，然而，它们的关系却不是必然的。很多时候，人们会指责女性音乐家，认为她们有引诱的意味，对男子的自制力产生重大威胁。自15世纪70年代起，把音乐与罪恶的欢乐相提并论的说法就已存在。这一说法并不专门针对女性，但时人往往认为女性的克制能力更弱，更容易沉沦于罪恶的欢愉之中。现实中也经常会有宫中女性与乐师的绯闻传出。譬如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林（Anne Boleyn）就被指控与乐师马克·斯米顿（Mark Smeaton）有染，两人于1536年被双双处决。伊丽莎白的表亲，苏格兰的玛丽女王（Mary Stuart, Mary Queen of Scots）更是直接任命自己喜爱的歌手大卫·里齐奥（David Rizzio）担任法国事务秘书。两人亲密的关系最终导致了里齐奥被暗杀，有传言称幕后黑手就是玛丽·斯图尔特的丈夫达恩利勋爵（Lord Darnley）。在比韦斯为玛丽一世编写的教材《天主教女性的行为指南》中，他明确指出女性不应该过度接触音乐，否则会像东方的波斯人一样，整日沉溺在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之中而忘记上帝。因此，他建议音乐活动只能限制在宫廷中。比韦斯反对音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女性参与音乐会影响到男性的权威。他的担忧不无道理，音乐确实给了女性很多话语权，她们一方面成为男性创作的灵感，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表演从情感上影响观者。伊丽莎白一世的音乐形象塑造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伊丽莎白一世的音乐天赋很高，她会弹奏维吉纳琴、鲁特琴，喜欢唱歌、跳舞，甚至还曾尝试作曲。她的宫廷从不缺少音乐。在戏剧表演、宫廷宴会、假面舞会上，还有圣诞节、加冕纪念日和宫廷出巡期间，音乐都不会缺席。伊丽莎白的枢密院中也有男性音乐家，例如作曲家老阿方索·费拉博斯克（Alfonso Ferrabosco the Elder）、鲁特琴演奏家马蒂亚斯·梅森（Mathias Mason）、维吉纳琴演奏家费迪南德·理查森（Ferdinand Richardson）。不同于她的母亲和表亲，伊丽莎白一世与音乐家们的密切关系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绯闻。但是，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早期，由于臣民们对新任君主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伊丽莎白对音乐的热衷确实招来了很多批评。1563年，弗朗西斯·査洛纳（Francis Challoner）抱怨女王把“时间都用在了选婿、打猎、猎鹰和舞会上”。伊丽莎白的警卫官之一洛多威克·劳埃德（Lodowick Lloyd）也表达过类似评论，“古老的音乐如此重要，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打磨自己的音乐......尤其是在女性掌管的宫廷。”讽刺的语气实际是在委婉的批评伊丽莎白宫廷中弥漫的享乐之风。因此，在无法完全放弃音乐的情况下，利用音乐为女王形象服务不仅很重要，而且有必要。

　　借助音乐来塑造形象，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通过音乐表演。1564年，前来觐见伊丽莎白的苏格兰大使詹姆士·梅尔维尔爵士（Sir James Melville）就被汉斯顿勋爵（Lord Hunsdon）引到一个安静的音乐走廊，女王没有正襟危坐地等待他的到来，而是坐在维吉纳琴前，以音乐表示欢迎。有幸听到女王的演奏，很容易给人一种被重视、被关怀的错觉和优越感。这样的心理暗示会引发听者对女王的好感。伊丽莎白在接见使臣时经常使用这种手段。她曾在游船上邀请布罗纳男爵（Baron Breuner）听她演奏。在1559年和1565年进行的两次婚姻谈判中，音乐也是必不可少的娱乐。奥西诺公爵（Don Virginio, the Duke of Orsino）和弗朗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都称赞过女王高超的演奏技巧，并把宫廷生活中的音乐类比成骑士世界里的浪漫。依靠音乐，伊丽莎白的宫廷氛围充满了充满关爱与奉献，女性统治者居于男性臣民之上的结构在当时看来也愈发合理。

　　年轻的伊丽莎白魅力四射，她是女性化的宫廷的核心，也是维系宫廷温馨暧昧的氛围的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女王青春不再。成年或年老的女子表演音乐就会被看作轻浮和放肆。因此，廷臣和女王又把形象塑造转向强调睿智、理性与和谐。在这些特质上，音乐评论的效果更明显。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承袭古典时代对音乐的看法，认为它除了是情感的宣泄以外，更是一种数学的、运算排列的艺术，因而可以与理性和秩序相呼应。在古罗马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的著作《音乐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他把演奏者和作曲者做了严格区分，认为后者必须依靠理性分析和观察能力，是有评价能力的演奏家。由此，伊丽莎白一世从演奏到评论的转变，以理性和智慧取代感性和才华，使她年老之后也依旧可以利用音乐。波伊提乌还将音乐划分为三个境界，分别是：宇宙的音乐（Musica mundana），指由天体运动带来的和谐之声；人类的音乐（Musica humana），指肉身和灵魂、及灵魂之间的和谐共鸣；器物的音乐（Musica instrumentalis），指人用乐器演奏出的、人耳听得见的音乐。伊丽莎白一世的音乐评论使她成为了器物音乐的评定者和管理者。利用这一点，她的形象就被神话成了宇宙万物和谐秩序的掌控者。约翰·班纳特（John Bennet）写过一首题为“伊丽莎白她的名字给人荣耀”（‘‘Elisa Her Name Gives Honour’’）的歌。他在结尾处写到“我谦卑地渴望着，我粗鲁的声音可以愉悦她圣洁的耳朵，她的美好值得倾听宇宙的歌。”诸如此类的诗歌和歌曲不胜枚举。通过音乐从人间到宇宙的引申，伊丽莎白一世的权威也戴上了神圣和永恒的光环。

　　同时代的其他君主喜爱音乐的也不在少数。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是音乐和艺术的坚定支持者。在法国君主的入城仪式中，音乐表演也是重要的一环。但是除了伊丽莎白一世，从来没有人把音乐用于政治权力的巩固和政治形象的塑造。统治早期，她通过音乐表演拉近与臣民的关系，用才华和魅力征服群众，营造了温馨、随和的宫廷氛围。统治中后期，伊丽莎白的音乐形象逐渐神化，既代表了人间的繁荣和强盛，又代表着从天而降的圣洁与睿智。音乐的流畅悦耳是社会秩序和谐的具体体现，而女王正是和谐的缔造者。在音乐的帮助下，伊丽莎白一世丝毫不需要抹杀自己的女性性别特征，便可树立起一个智慧而神圣的，为民众所爱戴的女王形象，而民众的支持正是她巩固权力、维持稳定、推进发展的基石。

　　3

　　在英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能与伊丽莎白一世一争高下的恐怕只有维多利亚女王了。澳大利亚有维多利亚州，香港有维多利亚港，非洲有维多利亚湖，全世界有许多地方都是以维多利亚的名字所命名，这是日不落帝国和维多利亚时代辉煌过往的见证。维多利亚女王给后世留下了无数名片，她恪尽职守，高贵仁慈，她是“印度女皇”，是“欧洲的祖母”，是帝国的象征。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这些形象是如何形成的，《维多利亚女王与马达加斯加的“血腥玛丽”》（Queen Victoria and the "Bloody Mary of Madagascar"）一文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作者在文章对比了维多利亚女王与拉纳瓦洛娜一世各自的形象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

　　19世纪初，马达加斯加处于伊默里纳王国（Merina Kingdom）的统治之下。当1814年毛里求斯正式划归英国殖民地时，伊默里纳王国的拉达马一世（Radama I）也已经完成父亲安德里亚南普伊奈梅里纳（Andrianampoinimerina）留下的统一大业。1817年，拉达马一世与英国驻毛里求斯总督缔结协定，废除奴隶贸易，以换取英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马达加斯加也成了毛里求斯发展的资源供应地。此条约一定，大批的英国传教士、商人、探险家纷纷涌入这片神奇的土地。可惜，随着拉达马一世在1828年去世，开放的局面前景堪忧。1837年的冬天，在英王威廉四世病危的四个月之前，他在温莎城堡接见了六位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使臣。使臣们带来并非拉达马一世的遗孀、现任伊默里纳女王拉纳瓦洛娜一世（Ranavalona I）的问候，而是她反对欧洲、反对英国的决心。拉纳瓦洛娜一世在给威廉四世的两封信中明确写道，希望英国能撤走之前派往马达加斯加的传教士和官商人士，称马达加斯加可以自行解决本国事务，无需英国插手，也不会再为英国的利益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论调在英国本土激起了轩然大波。英国人惊异地发现，与马达加斯加签订协议已二十年有余，马方派来的驻英大使也在伦敦住了十多年，而自己对马达加斯加的情况，尤其是拉纳瓦洛娜一世继位十年以来的情况知之甚少，对于马方的翻脸全无准备。一夕巨变之下，一场关于马达加斯加的讨论在英国火速蔓延。

　　当时，世界各国出现了一大批女性君主，包括西班牙的伊莎贝拉二世（Queen Isabella II in Spain）、塔西提岛的波玛莱女王（Queen Pomare in Tahiti）、葡萄牙的多纳·玛丽亚（Dona Maria in Portugal）和印度博纳尔的女性统治者们（the Begums of Bhopal in India）。女性君主的集体出现在英国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反感，而英国人自己也将迎来一位女性君主——威廉四世膝下无子，只能由他的侄女继承王位。因此，关于马达加斯加的讨论自然而然地以拉纳瓦洛娜一世为中心展开。马方的使臣3月份带着双方谈妥的粗拟条约返回马达加斯加。在英国政府焦急地等候回复的过程中，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继位。现实政治情况的转变也影响了民众对于拉纳瓦洛娜一世的讨论。应不应该允许女王统治国家已变成了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大家只好转而探讨女王应以何种面貌统治国家。因此，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们便设计出了“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方式。所谓“文明女王”，就是指能遵从基督教伦理，用同情心、道德和自我牺牲来成全大局。而“野蛮女王”则指带有文化发展早期女性的一些性格特征，譬如举止粗鲁、没有信仰、漠视他人的感觉情绪。拉纳瓦洛娜一世恰好成了“野蛮女王”的最佳代言人。英国外交部有意识地抹黑拉纳瓦洛娜一世，试图把她塑造成没有人性的蛮族女王，借此反衬维多利亚，并企图把后者渲染为世界上落后地区的拯救者。

　　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是这项宣传的领军人物，在马达加斯加的传教士们，还有毛里求斯总督威廉·尼可拉（William Nicolay）也为此付出良多。他们经常写信回国，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残暴事件，并表示渴望早日回到高贵仁慈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怀抱。为了使大众能更快的接受这种论调，传教士兼人类学家威廉·埃利斯（William Ellis）还在1838年写作了两卷本的《马达加斯加史》，尽管他从来不曾踏足那里。埃利斯把拉纳瓦洛娜描写成了与维多利亚完全相反的女王，她不讲道德、不讲诚信、拒绝文明、只手遮天。他认为拉达马一世愿意接受西方先进文明是正确的做法，而拉纳瓦洛娜坚持本国落后的信仰和习俗是十分愚蠢的，只会让国家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埃利斯还在书中大肆赞扬英国的制度，他说正是因为伊默里纳王国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才使拉纳瓦洛娜可以顺利继位。而英国应该担负起传播先进文明的任务，帮助马达加斯加的人民摆脱拉纳瓦洛娜的野蛮统治。

　　《马达加斯加史》奠定了英国民众对伊默里纳王国的认识基础。被“野蛮的拉纳瓦洛娜女王”奴役的人民需要“文明的维多利亚女王”领导的臣民来解放，这一观念至19世纪40年代初已被广泛接受。随着帝国野心和计划的不断膨胀，1845年6月，英国终于决定联合法国出兵马达加斯加。舰队由英国的威廉·凯利（William Kelly）和法国的安德烈·罗曼德福瑟（André Romain-Desfossés）率领，决定攻打当地的港口城镇塔马塔夫（Tamatave）和一个邻近堡垒。出兵前，他们自信满满地宣称要给马达加斯加一个教训，因为他们拒绝和欧洲贸易，不尊重欧洲文明。讽刺的是，他们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忘记了拉达马统治时期，马达加斯加人已经学到了英国的军事技术。英法军队一登陆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大部队狼狈地逃回舰船，来不及逃跑的二十多人成了俘虏。按照当地习俗，他们的头颅被挂在柱子上，立在他们本打算进攻的堡垒前面。军事失力和俘虏被杀的屈辱引起了英国对马达加斯加强烈的敌视。政府一方面尝试其他方式修复两国关系，一方面继续在国内谴责拉纳瓦洛娜女王，使其形象愈发妖魔化。作家们抨击她是“残忍的怪物”、“女暴徒”、“女版戴克里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说她“结合了耶洗别（Jezebel，古以色列王后，以残忍、淫荡著称）、亚她利雅（Athaliah，耶洗别的女儿，犹太王后，登基后大肆屠杀犹太王室后人）和血腥玛丽的性格中最糟糕的部分。”相对应的，维多利亚则愈加成为了异常宝贵的、品行高尚的基督教女王。

　　军事上的失利对以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区分两国的做法带来了巨大打击。政治家们很快又想出一套新的标准进行区分：种族差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愈演愈烈使大众对种族差异的认识加深，并为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种族优劣的角度出发，对拉纳瓦洛娜女王的谴责直到她1861年去世都没有停止。女探险家艾达·菲佛（Ida Pfeiffer）在1861年出版了一本题为《艾达·菲佛最后的旅行：内含一次对马达加斯加的探访》（The Last Travels of Ida Pfeiffer: Inclusive of a Visit to Madagascar）的书。菲佛在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种族歧视，说拉纳瓦洛娜女王是“世界上最粗鲁、最残忍的女人之一”，并讽刺她“皮肤黝黑”，统治一群“没有进化完全的小猴子”。书中半真半假的描述满足了当时英国人民族情感的需要，产生了深远影响。拉纳瓦洛娜女王的形象被打压得越厉害，维多利亚女王就被抬得越高。维多利亚于1876年5月加冕为印度女皇，她作为大英帝国女王的宏大形象再次从事实上得到巩固。一直到20世纪初，马达加斯加的拉纳瓦洛娜女王都作为野蛮的女性君主的典型、劣等民族统治者的代表而被不断提起、反复强调。正是因为有她的反面衬托，维多利亚女王才能一阶一阶走上神坛，带着仁慈、高雅、博爱的面具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