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东西方不少学者喜欢把日本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其民族性。这种判断是值得商榷的。

极端民族主义若可解释日本的侵略性，那么为什么明朝时期的日本不具有这种侵略性?那时候的日本政府坚持对华友好的国策，曾多次摧毁日本本土上的浪人总部并将浪人头领递解中国，这样一些史实都对上述解释构成了困难。

然则日本的侵略性究竟源于何处?

一、“昭和政变”（二·二六事变）的前后。

我在六卷本纪实文学《虎啸八年》里指出，要了解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具有侵略性，就必须搞清楚1936年2月26日东京发生的“昭和政变”(俗称“二·二六事变”)的来龙去脉及其性质。

日本军队历来就有“下克上”的观念。意思是当上司犯糊涂的时候，掌握实际兵权的下级可以用兵谏的方式逼其就范;或者背着上司，实施某项行动，最后将成果放在上司面前，使上司不能不接受。

“二·二六事变”之所以被日本史家称为“昭和政变”，是因为它是“下克上”的空前极端表现;亦即不只是通常意义的“下克上”，而是武装逼宫，要求改组内阁甚至改组军方三总部。在这场事变的过程中，各种人物的真实态度不再像平常那样遮挡掩饰，而是针锋相对、发生碰撞，空前鲜明地将日本上流社会的矛盾、纠结呈现在历史长河的这么一个节点上并定格下来。以致后来的史家研究日本侵华史都会情不自禁要翻来覆去地去考察它的成因及深远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得不先简略重复一下我作品中详细描述过的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2月26日凌晨4时，香田清贞大尉等十几名青年军官把他们的部下从梦中唤起，宣布有重要行动。一千四百多名士兵对将要实施的惊天阴谋一无所知，还以为是进行又一次夜间演习;只有士官一级才被告知当晚将要进行清君侧的行动。

各个小组奔向各自的目的地。香田清贞自己率领的小组将攻占陆相官邸，强迫陆相一起行动，若不应允就将其杀掉;另一组攻占东京警视厅，控制警察部队;其他几组分别除掉首相、藏相、宫内相、天皇侍从长、教育总监，还有曾担任宫内相的天皇顾问牧野伸显伯爵、声望卓著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也是除掉的对象。

栗原中尉直奔首相官邸的正门，他背后紧跟着荷枪实弹的一队士兵。他们首先解除了警卫室内睡觉的警察的武装。片刻间大厅内的警察发觉了异样，冲上前抵抗。于是走廊上枪声大作。这是府邸外叛军正等待着的信号。他们在外边围墙上立刻用重机枪扫射，将大厅内外打得千疮百孔。

冈田首相的秘书迫水久常居住在首相官邸后门的对面。他是首相的女婿，他的姑妈又是首相夫人。他听到了骚动，打开窗户，透过纷飞的大雪，看见守卫后门的几名警察慌作一团。立刻意识到首相府遭到了袭击。他马上给警视厅打电话。电话里回答称，刚听到首相府的警铃声，已派一个小队出发，增援部队随后跟进。他这才放了心，准备回到楼上去;他以为不过是几名不安份的青年军官所为。不料马上又听到了街上杂沓的皮鞋声。他又打开窗户望去，却听见一声枪响，首相府后门的警察应声倒地，其余警察慌忙向内退却。旋即一伙手持步枪的陆军士兵，蜂拥冲进后门。

迫水久常秘书这才意识到这次并非少数几个人的骚乱，而是陆军发生了叛乱。此刻叛变部队正在进攻首相府。究竟有多少部队叛变他却一无所知。他明白，不管是什么情况他首先必须赶紧去救首相。

当他出门来到街上，想要进首相府后门时，门口一伙士兵端着刺刀正陆续往里闯。他只好又退回自己家里。他寻思警察增援部队怎么还没来呢?他哪里知道，警察增援部队已来过，还没到达府邸正门就被负责阻援的叛军打死了一部分，其余的逃走了。他不明就里，只好再给警视厅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声称“我们是起义部队”，他这才知道警视厅给叛军占领了。急忙又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宪兵司令回答说已知道发生暴乱了，而且局势已经失控;正在与军方三总部联系，寻求解决办法。

离首相府几个街口远的地方，香田清贞大尉率领几名军官和一伙士兵攻入陆军大臣川岛义之的官邸。他们把川岛陆相扣押，向他宣读了要求：改革政治，清除腐败;逮捕军内保守派首领，把起义部队举荐的一百多位中、高级军官安排到要害部门，首先是委任荒木贞夫大将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以防备苏联和加速向山海关内用兵(前陆相荒木贞夫一直是改革派崇拜的偶像);香田要求以陆相名义下达戒严令;同时要求陆相必须立即进宫陛见，启奏叛军的要求。

川岛陆相对他们的主张表示同情;但明确表示对兵谏不敢苟同，还威胁这将引起“龙颜不悦”。

陆相官邸进行争执的时候，安藤辉三大尉率领一伙士兵冲进了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官邸。这位年迈的前海军舰队司令官被惊醒后，慌忙去找他的指挥刀，但怎么也找不着，直到叛军冲进来，将他围困。

一名士兵客气地问道：“请问是铃木阁下吗?”

铃木以虎死不倒威的姿态厉声问道：“你们这样做，意欲何为?”那些士兵面面相觑，谁也答不出来。

铃木又追问了一遍，还是一片沉默。

当他第三次追问的时候，一名手拿短枪(后来中国抗日军民呼之为王八盒子)的中士颇不耐烦地说：“没有时间了!对不起，阁下，我们要开枪了!”

铃木泰然地说：“好的，开枪吧!”

他中枪倒下时，正巧安藤大尉进来，制止了准备补打一枪的行动。安藤率部离开后，铃木在夫人及家人救助下，活了下来。

饭野中尉率部前往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住宅。此公还兼任帝国银行总裁、贵族院议员。少壮军官们对他最为憎恨，其原因有两个：首先当然是贪腐;还有就是他曾经不顾军方反对，坚持削减了一年的巨额军事预算。饭野中尉冲进他的房间，厉声宣布“替天行道，处你死刑!”然后将手枪里的全部子弹射向这个富可敌国的老头。另一名军官上前又对他连砍了几刀。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首相府的情况。首相冈田的妹夫、退伍大佐松尾传藏带着迫水久常秘书以及两名警官进入冈田卧室，告诉冈田首相陆军叛变了，叛军已冲进府来。然后拉起穿着睡袍的冈田穿过走廊向一个密室走去。跟随松尾来的警察把冈田和松尾推进一间当贮藏室用的废弃洗澡间，然后把门拉上。

叛军在相府内到处搜索冈田，不肯离去。松尾担心最终会将冈田搜出来。便命令式地对冈田说，就呆在这里，不许动。然后自己就从容走出去了。他的相貌大体像冈田。出去后，摆出首相的驾子大声对叛军说，“你们不用搜寻了，我就是冈田!有什么要求就对我说吧!”结果便做了替死鬼。

冈田就此逃过一劫。

陆相官邸的争论久无结果。香田大尉从陆相身上看到陆军上层态度摇摆不定，显而易见将军们既不愿意参与起义，又不敢得罪叛军。后来，陆相川岛义之寻思长时间在这里纠缠下去必凶多吉少，为了脱身，诈称可以代他们上奏天皇，保证一定向天皇善意解释他们的动机。

结果，川岛陆相只向天皇裕仁奏闻发生了叛乱，而对叛乱分子的诉求只字不提。

天皇裕仁自幼受太师西园寺公望这样的教育：作为有道明君，对下边的政治争执不能轻易表态，更不可率性干涉，应该由臣下去自行统一认识;天皇只须去最后审批即可。多年来他对此谨遵不悖。这次却不一样了，他显然十分震怒，指摘叛乱“有损国体”。吩咐立刻召见军部三总长(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教育总监)，声称要直接过问。

军部上层人物继续动摇不定。他们向控制了东京十平方公里的叛乱集团发出的《训诫令》，态度十分温和，措辞十分委婉，连“叛乱”一词也不愿意用。原因是军部有很多人暗中同情叛乱分子，认为这批人是皇军的元气，不可过于损伤;同时也害怕处置不当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叛乱。同样的原因，此时尽管各路平叛的勤王大军云集城外，有的甚至已然开进城来，军部也迟迟不下讨伐令。

杉山元代表三总长应召入宫陛见。

裕仁问他为什么还没有进行平叛?

他推托尚未请得旨意，故不敢妄动。

裕仁大怒，质问对于叛变行为还需要请示吗?你们三位总长连这点忠奸之道都不懂得吗?

杉山元吓得低着头不断说是，是。待天皇住口之后才解释说臣等想要弄清他们是什么诉求，然后再商议对策。

天皇又着恼了，挥了一下手说：你们不愿平叛算了，朕马上率领宫里卫队亲自去讨伐他们。

杉山元吓坏了，马上说圣上息怒，臣马上去传达旨意，立即平叛，以释圣忧。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不得不于2月28日早上5时6分代天皇发出敕令，宣布奉旨平叛，命令叛军迅速撤离，各回所属部队;若限时不撤，将全部剿灭。从这样的举措不难看出，即使在圣命难违的情况下，军部也希望将叛军的牺牲降到最低程度。

结果，只有少数实在无法庇护的首要分子及其教父北一辉被处决。而且叛乱分子的诉求还由于这次行动在军内获得了更多广泛的理解与同情。他们所谓加速向外、特别是对华扩张的主旨事实上受到了这次政变行动的促进。就像事变过程中苏联驻东京的战略间谍佐尔格发向莫斯科的电报所分析的那样：“二·二六事件将导致或者是社会改革;或者是加速对外扩张。如果是扩张，必将首先向中国方向。”

叛乱分子甚至整个陆军的这种扩张主义情绪源自哪里?仅仅是民族主义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二、战争是经济诉求的极端手段。但是，为什么日本比诸西方列强更具侵略性？

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民族主义的、反个人主义的。在现代日本历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二战)，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了法西斯主义时代。这种类型的经济，其特点是大大发扬、扩大了正宗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的丛林哲学，亦即：对外以武力为后盾进行经济掠夺;对内敲骨吸髓地盘剥工人，不顾人民死活圈占土地、征收苛捐杂税，从而疯狂地积累剩余价值。军部是日本最具传统色彩的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在日本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左右开弓的利器：首先，它成了经济发展极为有效的助推器，使日本的经济总值在极短的时期就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同时也成了一道战壕，用以阻遏西风东渐，就像明治时代东乡元帅豪迈地说的：“我们的民族性将会是一道有效的壕堑，足以挡住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使之无法毒化我们健康的社会生活!”这点却没能成功，而且成为日本社会长期的纠结。资本主义所开发出来的私欲及其生活方式成功地越过了日本军方的战壕，水银泻地般渗透进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其实，只要图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就不可能不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而旧有的生产关系与旧的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是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不改变后者，是无法真正有效地改变前者的。日本的历史，资本主义史，明治维新以来就是在这样一种解决不了的矛盾中走过来的。

西方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却没有这样的精神负担。在向旧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几乎是所向披靡，而且最后的结果十分彻底。

英国的资本主义与旧有生产关系的斗争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那些与绝对君主制紧密相关并握有对外贸易特权的豪族地主与萌生于平民阶层的新兴资本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对抗。这种对抗最初是地主垄断集团与众议院(下院)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地主阶级控制着上院和皇室，新兴资产阶级控制着下院)。具体表现为以清教(资产阶级为首)与国教(地主垄断集团)的争执为方式展开的;也就是说文化较量成了打头阵的角色。这样的斗争历时两个多世纪完成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彻底建立并巩固了议会政治。这种革命的结果是解放了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力。

资本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本质是扩张性;而且这种扩张不可避免地会从本土走向世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前的二十年(1642年)，“五月花”号航行到北美是个标志性事件，是资本对外进行软性扩张(或者说掠夺)与硬性扩张交替使用的开始。这种软性扩张后来随着欧洲移民越来越多便变成了硬性占领;其表现为大规模屠杀和驱逐北美土著人民。英国资产阶级由是获得了一大块无偿的原料供应地与相当大的新市场。应该承认，这一系列充满丛林风格的血腥行动确实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科学的前进。在这个阶段，伽利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去世了，牛顿也出生了。按照历史的顺序，先有宗教改革、文化勃兴，然后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最后促使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就这样，动力机械发明了，工业革命发生了。1780年到1800年，英国的生产力飞速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了。创造这种腾飞用了一百多年时间。

所以，以新教(清教)为标志的新文化的传播是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和近代工业化形成的的先决条件。

日本尽管也避不开这一规律性过程。然而强大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却如影随形地跟随它的资本主义进程，从未被完全清除。德川幕府末期，资本主义在日本兴起，发明了商业道德学说，强调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活动绝不是卑鄙的，直接向旧有的传统伦理观挑战;同时这种商业道德学说还理直气壮地指出，若不进行高利润的商业品的生产活动，则无以富国强兵，无以应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挑战。幕府高层权衡轻重，也不得不有限地认同了这种观点。朝野都在那种多少有些让他们不快的理论的炫惑下感到要解开对生产力的束缚，不能不改变生产关系;否则不可能成为西方那样的强国。然而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革政治，长期以来成为朝野争论不休的课题。无论怎样各执一端，到了明治时代维新运动还是风起云涌地发生了。

最初日本的私营资本家实力不大，政府就自己来扮演实业家的角色。后来，民间资本家的实力在政府扶持下羽翼逐渐丰满起来，强大起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扩张。民间资本饱暖思淫，逐渐开始向政府的大企业伸出魔爪：他们或者利用市场法则使国企亏损，进而要求入股国企掌控国企;甚至鼓动风潮，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大大小小多次内战、骚乱和农民抢粮暴动。加上通胀，到1880年，政府财政几乎崩溃。于是，资本家拳养的政客便向政府出主意：应学习西方那样让私营业主去管理企业，只有这样日本经济才能顺畅发展。政府认为言之有理，于是便贱卖了国企。三井、三菱、古河、久原、浅野这些大公司就是在那时易手私商的。而且，政府还向这些已然脱离自己节制的企业继续提供各种支持，包括国家银行向他们提供低息贷款。一个又一个的财阀集团就这样在政府全力支持下逐渐形成了。在不损害自己权益的前提下，财阀集团不拒绝政府的指导;反过来又通过自己收买的军政两界大人物来向政府施加影响，使政府的举措更有利于自己。这样，日本便不可避免地跌入了与西方相似的资本支配政府这样的窠臼。

一战以来，西方残存的完全专制制度以及表面民主实质上专制色彩不浅的制度土崩瓦解。随着苏联的诞生，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浪潮在欧洲时起时伏，甚至具有第二国际背景的社会党、工党在一些国家还在短时间内一度取代了资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这在日本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随即，政党相继出现，1924年也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勃兴，这个以开发个人私欲来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日本的传统道德;官场与产业界的腐败之风由是也刮遍全国，著名的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官场贪贿，一浪高过一浪。这些丑闻在国会大楼引发了要不要资本主义的不断的争吵。

伴随资本主义化而来的人口暴涨加深了混乱。本州、四国、九州加起来还不及我国一个省的面积，却有八千万人拥挤在那里。日本经济不堪承受每年增加一百万人口的负担。农民由于资本主义的冲击，农产品价格剧跌，自耕农破产犹如多米诺骨牌，全日本半数以上的农民处于饥饿状态。加上进入了全球化俱乐部，西方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日本，成千上万工人失业，风餐露宿于街头。这种状况成了左翼政党产生的温床，各种工会也应运而生。

然而日本可不是欧洲。这种左翼运动遭到历史悠久、势力庞大的以封建主义伦理观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的抵制。其代表人物就是北一辉。北一辉的思想交织着民粹主义、军国主义甚至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他的影响可比左翼运动大得多了。他那本论改革的小书《国家政改法案大纲》受到右翼激进派的推崇;青年军官奉为经典，人人以见到他面聆其教诲为荣。

北一辉的思想核心是封建主义伦理价值观。其言论尽管揭示了资本主义进入日本以后导致的罪恶，但却开出了比自由资本主义更罪恶的处方。他说：“日本正在效仿西方的毁灭性榜样。不仅贪腐横行，道德沦丧，生存环境也极度恶化。那些拥有财富、权力的人们都在利用皇权的庇护，疯狂敛财，压榨人民的血汗”。他号召大家对外要用武力夺取日本的发展空间，将英美势力驱逐出亚洲;对内“清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即取消(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会和内阁。重要的工业收归国有。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专制独裁制度。

千百万富于理想的青年(包括军官)对政界、财界的腐败以及社会底层的贫困深恶痛绝，很容易就被北一辉给迷住了。他们决心响应北一辉号召，与罪恶势力斗争。在西方，这样的青年可以进入工会或政党以寻求出路、纾解胸中愤懑;在日本，尤其是小资和小地主家庭出生的孩子，最好的出路是进入军队当个军官。这种青年入伍后，从士兵口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老百姓家中贫困的严酷程度，不少家庭是在饥饿中挣扎。青年军官们认为责任在自己的上级，以及高层政客、宫廷官僚。青年军官们认为只要除掉那么十几个、几十个人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一些跨行业的秘密社团由是而生。这些社团无一例外都主张采取暗杀、政变，然后逼迫天皇改革政治;对外则加速扩张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和拓展市场。

伴随一次又一次震动朝野的暗杀行动，对外扩张的愿望也沸反盈天，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只缺乏领军人物了。我在六卷本《虎啸八年》里详细描绘了终于出现了两个这样的领军人物。他们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不顾一切的冒险精神，把军部酝酿多年的计划付诸实施。一个是石原莞尔中佐，一个是坂垣征四郎大佐。他俩都在大连的关东军任职。这两个人及其同伙对版图超过日本的中国东北丰富的物产和潜在市场感触甚深，认为如果夺得这个地方，就可解决日本的一切困难;同时日本又可将这块地方经营为厚实的基地，今后无论北伐苏联还是南征中国关内就容易得多了。“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石原莞尔等人泡制成功的。我在《虎啸八年》中再现了这场阴谋的策划，以及实施过程异乎寻常的顺利，毫不费力就获至成功。

然而，无论是暗杀行动还是侵占了满洲，尽管国家与资本家因后者(满州)而获利颇丰，而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所引发的腐败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普通老百姓因残酷剥削而造成的贫困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这样的结果是社会动荡和骚乱有增无已。于是，人们开始了对激进派所主张的对外扩张产生了失望和怀疑。在这种舆情影响下，元老和天皇指定文官广田弘毅组阁，希望能执行一条对外的温和路线以及对内肃正军纪以禁绝骚乱。

广田自己也信心十足，承诺新内阁将“约束(日军)在满洲和中国的危险倾向”;配合这种宗旨，他指定亲英美的吉田茂出任外相。不料此举遭到了陆军的坚决反对，他只好作罢。接下来，得陇望蜀的军部进一步提出以后陆相人选必须由军部三长官(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教育总监)推荐。这便又回到军部主宰一切的老路上了;因为如果军部不赞成内阁人选，便可让陆相辞职，这在事实上便是倒阁了。日本极峰本来希望以指派文官中强有力人物来组阁，从而达到遏制军国主义倾向的意愿完全落空了。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登上了资本主义的列车后，日本的政治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调节，也改变不了其奔向军国主义终点站的进程。

显然，有着挥之不去的封建主义意识的军部在客观上正不知不觉地在对外扩张这一点上与中产阶级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同时军部大佬也试图以此向激进派的下级暗示，运用和平手段也能达到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再采取极端行动了。

军部扩大了左右政治的权力后，首先希望据以消除产生“二·二六”事件的根源。首脑们认识到，不管军纪怎么严，都约束不住那些愤世嫉俗、热衷于消灭贫富悬殊官场腐败的青年军官。解决的根本办法在于铲除产生不满的根源。要办到这点，就必须对北一辉所认为的罪恶来源于自由资本主义下手。有人向他们献计，可以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引进导致经济发展奇迹的苏联计划经济。然而，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改革由什么人来推行呢?资产阶级忙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一定会抵制;资产阶级的仆从政客更不会去做这种事。何况公众早就不相信他们了。

对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争论。“昭和政变”的首要分子被处决后没几天，敏感的石原莞尔意识到必须改弦更张了。这位已升为少将衔的参谋总部作战科长在东京宝亭饭店与陆军省、参谋总部的十一名军官开会，研究侵华问题和苏联威胁问题。

石原指出，历来最危险的敌人是苏联。所以日本应全力经营满洲，不能过早扩大对华战争，重点应防备苏联。日本的重工业至少落后于苏联三十年，必须加速发展满洲和本土的工业，尽快赶上苏联。他批评现在有人喜欢向中国无限扩张、进而吞并东南亚是不智之举，徒耗国力，安知苏联会不会乘机袭占满洲;何况进军东南亚必会导致与英美开战。

他指出，过早扩大对华战争的危险不在东京。东京的上层人物是讲道理、听劝告的;最大的危险在满洲。进入满洲的中产阶级很多是皇军占领满洲以后在满洲兴旺起来的，尝到了占领新区的甜头，竭力鼓动扩大对华战争。关东军内不少激进军官受到他们的种种蛊惑，甚至不少有权势的人还在那些公司里有自己的股份。例如土肥原少将。这个不知轻重的家伙去年单枪匹马进入山海关，鼓动华北军阀和北部几省官员脱离中国，建立日本保护下的自治政府。对此，我在六卷本《虎啸八年》里有过详细的描述。土肥原发明了一个口号叫“跟着太阳旗前进”。善于利用时机的日本中产阶级洪水般涌到华北，大规模进行经济扩张。这不仅激怒了华北的中国商人，还在全中国激起了反日浪潮。殊知，土肥原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几星期里，土肥原又以保护日本商人为借口，从关东军调取一个旅团(六、七千人)进关，加强天津驻屯军。石原莞尔担忧地说，这次调兵一定是大规模用兵中国的开端。阻止土肥原继续蛮干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他及其同伙回到各自的办公室去;同时把皇军调离华北的纠纷地点。这种纠纷地点之一就是北京西南面的卢沟桥。

这个时候，正是贵族院院长近卫文麿(縻)公爵出任首相之际。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参谋总部的专门会议上，尝到侵占满洲甜头的少壮派强烈要求增兵华北;就连反对过早向华北扩张的石原莞尔后来也被土肥原制造的既成事实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承认保护华北的日商势在必行，从而支持增兵华北;不久前还主张持重的近卫文麿(縻)也在7月11日同意增兵华北了。据其秘书牛场友彦后来说，这是“鉴于陆相保证这只是一次制止局部战斗的军队调动”。无论怎么样解释，政治屈从于军国主义意图的现象又一次发生了。要知道，这种表面上的民族主义意愿实质上正契合了新兴中产阶级和新财阀的经济诉求。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支配角色。

7月27日，近卫在国会宣布：日本要在东亚建立新秩序，现在是应该表现坚定而不是游移的时候了。这实际上是吹响了向中国大举入侵的号角。

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履新宣言称，自己被派到中国是为了“严惩暴虐的中国人”;他把中国军民的民族抗侮斗争说成是“暴虐”。得到了东京的批准后，香月清司发布公告称，他将会“对伤害大日本帝国威信的中国军队发起惩罚性讨伐”。7月28日用飞机散发了这份公告，随即轰炸了中国驻军营盘，炮击了居民区。

陆相杉山元说，“三个月就可以打垮中国军队，那时他们就会求和”。随着日本攻下一座又一座城市，日本全国掀起了军国主义狂热，连引车卖浆者流也觉得他们倾巢涌到中国捡拾落地桃子的时刻为期不远了。

三、要研究日本的政治意向，就必须考察几乎支配了日本全部社会生活的右翼。

从中国传入的忠孝观念在明治政府的强制推行下发展到了极致;这与明治政府扶持的资本主义成为滑稽的两道风景。这就像水与火同时放进一个容器中，结果不是火灭，就是水干。到明治末年，这种以忠孝伦理观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意识被提升和普及到了明治初年无法比拟的高度。这样就在日本社会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在稳步发展;一方面由于民族主义意识的盘根错节，公众对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生活西化以及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腐败(诸如商业回扣、以政治献金来控制政客、通过行贿来强使某项法规通过等)感到不安。这便使人们不能不去回忆田园牧歌似的过去，同时有力地激发了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这种情绪的政治代表便是右翼势力。日本政府对此，感情十分复杂。例如在1910年前后，政府对这种反主流势力虽然一直保持着有效的控制;却又并不进行扼杀，反倒流露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恋情绪。

这种悖论，到了二十年代后半期，越来越惹人眼目。特别是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拉大以后，富人及其同盟者官僚集团的骄奢淫逸生活登峰造极以后。这一切促使左翼运动和右翼躁动风起云涌，矛头一致指向了不公平、反道义、腐化堕落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当然，左右两翼对不公平和腐败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左翼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平等，一切平等都是空谈，都是徒有虚名。所以要达致公平必先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右翼可不这样认为，他们明确指出，当前的一切丑恶现象是天皇被邪恶之人包围的结果。这些邪恶之人包括元老政治家、内阁众卿、政党领袖、旧财阀。不过，右翼对于一旦清除了这些坏人后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完全没有任何清晰的构想。直到后来，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个代表人物北一辉，这种混沌状态才告结束。

北一辉认为，日本最适合的制度是天皇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此人到过中国，与孙中山过从甚密，还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师从孙中山，学到了两个东西：其一，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其实这不仅在整个中华民国的生存期内从未做到过，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也做不到;其二，就是武昌首义的成功，使北一辉意识到，渗透军队的重要性。

就在北一辉著书立说宣传自己思想的同时，年轻的下层军官正为农村、渔村的贫困忧心如焚。因为他们的士兵就来自这些地方。另外，下层年轻的海军军官认为华盛顿协定、伦敦协定的签订，是元老和官僚受到西方重金贿赂的结果。他们将国家海军力量的受人限制与国内社会上的腐败与不公正归因于这些天子近臣。就这样，右翼在其思想家指导下与下层青年军官成功地建立了松散的联盟。

即使在所谓温和的文官近卫文麿(縻)身上，人们也看到了右翼思想家的深刻影响。早在1927年，他就在《日本和日本人》杂志上发表了《抵制英美路线设计的和平主义》。这是一篇与北一辉代表作《国家政改法案大纲》的观点不谋而合的文章。近卫指出，英美之所以提倡民主和人道主义，是由于这是保护它们自己利益的最好借口;这些西方国家所说的民主与人道主义，并非能使所有其他国家都能获益的价值观，而是用来控制其他国家的东西，它不过是一种使其他国家承认英美现存优势并臣服于它们的企图。老资格的工业国打着民主与人道主义的旗号来保住目前世界势力范围划分状况的既成事实;而后起的工业国家不同意，要求重新划分，决心打破现状。近卫指出，英美要求消灭军国主义;那么我们认为就必须首先消灭经济帝国主义。近卫的这种意见，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北一辉的《国家政改法案大纲》基本契合。后来当他成为首相后，正是以这种态度处置侵华战争的。他认为打败中国，就是驱逐英美势力;剿灭中共武装，就是抗击苏联对亚洲的蚕食。

近卫对日本的扩张主义是以一句话来概括的，即所谓“在公正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实质上是叫英美退出亚洲而由日本来接管亚洲。

与近卫的口号非常相似的是，北一辉也使用了这个口号。他说：“我们要求在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要有公平的分配;在完全同样的理由上，我们也要求对影响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的一切资源在国际上实行公平的分配。”

旧财阀霸占了一半以上国内以及朝鲜的资源与市场，早就毛丰翼阔脑满肠肥，对北一辉理论兴趣不大;热望去国外寻求发展的中、小资产阶级以及新财阀则完全认同北一辉。

北一辉以其牛头不对马嘴的论述来进行战争煽惑。他说：“英国财富之多遍及整个世界，俄国则在北半球拥有广袤的土地。在国际交往中基本上是处于穷国地位的日本，难道无权以公正的名义为打破这些垄断而战吗。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支持无产阶级在其国内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们可以称之为国际无产者的国家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和军国主义，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日本，这个国际社会中的无产者，求助于战争来纠正国际领土边界上的不公正状况，这是大家应该无条件支持的事情。如果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能与德国协同作战获得胜利，那么日本就能建立起一个北起俄国南至澳洲的大帝国。尽管诉求未能成功，却不能说明它就永远不会成功。”

北一辉的理论成了青年军官的圣典，也成了新财阀和中产阶级推崇的理论指南;甚至旧财阀也禁不住为之心痒起来。后来，“二·二六”事变牵连到了北一辉，当局以教唆叛乱的罪名处决了他;但朝野不唯没有抛弃他的理论，反倒更加发扬光大起来。他死后，日本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思想蓝图发展的：终于，一个北起满洲里，南至新几内亚岛的大帝国在二战中勃兴了。

四、日本中产阶级、新财阀、军部等右翼势力沿着北一辉指引的道路加速前进。

旧财阀从上次世界大战中赚取了大量利润之后，扩大和加强了垄断;中产阶级的产能陷入了困境，新财阀也遭到遏制，造成了社会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拉大;无序的工业化及其发展，导致了农村的破产。农民为了生存出卖儿女的现象十分普遍。此刻，不论是右翼还是左翼，还有普通民众，都迁怒于财阀，甚至诅咒由明治政府一手炮制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除此之外，青年军官由于渴望建功立业，便与社会上渴求改变现存政治的人勾结，密谋以改变现有政治和扩大对外侵略来解决国内危机。其代表和教父北一辉以为只有军队才有力量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他反复号召右翼加紧渗透军队，特别是联系那些对两极分化深恶痛绝的青年军官。这个渗透计划十分成功。

1921年，安田财团领袖善次郎遇刺，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遇刺，都是青年军官所策划;此外还策划了两起未遂政变，然后又成功地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两起未遂政变的头子并未遭到惩罚。政府责成军部处置。而军部虽也对他们“违纪”深感头痛，却又认为他们是爱国者、是军队的元气。就这样被庇护了下来。这样的结果，使右翼势力更加有恃无恐。1932年，他们又刺杀了刚刚下野不久的藏相井上准之助;三井财团董事长团琢磨遇刺后，早就开始渗透进去的新财团成功地接管了三井财团，使之成为军方的重要支持力量;接下来，青年海军军官攻进首相府，杀死了犬养毅首相，制造了“五一五”事件;这种以清除旧财阀与保守政客的行动反映到军内，就是1935年的一个大白天，激进派军官将军内保守派代表人物、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中将斩杀于陆军省机关内。这样的小骚乱终于发展到了大骚乱。1936年2月26日的“昭和政变”(二·二六事变)发生了。政变者的口号是从中国古代贩运的“清君侧”。这次政变原来拟定杀掉包括明治遗臣西园寺公望在内的全部元老、内阁成员、七位陆军高官，最后占领皇宫，逼天皇下诏组织新政府;结果没能成功，实际只杀掉了三个人：藏相高桥是清、宫内相斋藤实、渡边锭太郎将军。

在“昭和政变”发生的时候，日本已退出了国联，日本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此后日本发动了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全面侵华战争。这样的结果，与“昭和政变”发动者及其幕后唆使者新财阀的意愿完全一致。所以事实上是在右翼激进派推动下，日本政府、军部、皇室一致认同了这次事变的诉求。天皇坚持要处决“昭和政变”的首要分子及其教父北一辉，仅仅是因为他们胆大妄为挑战帝国的秩序，而并非他们的政治观点有什么大的过错!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进入了一种双重政府时期。近卫组阁的前后，在新财阀与中产阶级支持下，军部越来越专横，政府的任何重大决策若得不到军部的首肯，决不能施行;同时，随着军部政治权力的膨胀，军部内部争夺主导地位的派系斗争也加剧了。激进派主张除掉天皇周围的奸佞之人，清除腐败，重建清明政治，同时加快全面侵华步伐;保守派则主张通过合法途径来扩大军方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依靠官僚、团结新旧财团完善一个适合总体战的国家。对外用兵须放缓脚步，以便先行消化既占区域。

明治时代以来，财阀都是通过西方式政党来控制政府的。军部与中产阶级对财阀恨之入骨，对之口诛笔伐，指出它是腐败的根源。

在军部支持下，后来由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而成的新财阀一个又一个产生了。有的是新面目;有的则是沿用旧招牌，例如三井集团。新财阀和中产阶级鉴于国内一多半资源、市场份额受到旧财阀控制，强烈要求向海外拓展，这就与军部扩张派不谋而合。所以，资本家经营满洲的诉求与军方经略满洲的行动便成了互相支持的重要契合线。于是，像日产、日本氮化、日本纯碱、昭和电器等公司便在与军方的合作中发展壮大起来。

军部拓展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干预政治更腰粗腿壮起来。因为与军部关系密切的企业都能支配大批员工以及社会力量，足以对政府及天皇施压;他们联合革新政治家，抑制元老政客，说一不二。昭和时代军部变成了政府的太上皇，这与中产阶级以及新兴财阀集团的坚定支持是分不开的。这股带着极端民族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双重色彩的势力被史家称为右翼。

到了后来，由军部支持因而壮大起来的右翼势力逐渐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往往表现出来的激烈程度令军部上层也深感头痛。特别是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或经济危机频发之际。

大正时代后半期一直到昭和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因而种种骚乱频频发生。前边我说过，社会主义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军部支持的右翼则认为是由于天皇被邪恶的政客包围的结果。后者主张进行宫廷政变，以消除腐败(他们以为社会的抱怨、骚乱不是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而是腐败)。北一辉是这种理论的代表(他对两极分化也有抱怨，但以为不是根源，而且容易解决。)他们认为让日本摆脱困境，除了清君侧之外，还须对外扩张。

这种对外扩张的主张由一系列具体的困境作为依据：军部支持下的新财阀向重工业、化工业的产业转型遭到了阻碍。这种阻碍包括1922年华盛顿会议所带来的海军军备限制、1923年东京大地震以及大地震后政府为重建而发行的公债被滥用甚至贪污所引起的1927年财政危机、193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了摆脱这一系列困境，日本皇室和政府默许了军部和新财阀关于加快扩张步伐的要求。于是1931年中国东北即所谓满洲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出乎意料地顺利，一万日军将二十万中国东北军赶出了东北。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得到了一个大市场和一个几乎不付费的原料基地、以及巨大的粮仓。这使得日本从世界经济大危机中复苏得比其他工业国都快速。这又直接导致了1933年——1942年的十年间，日本的重工业、化工业的飞速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与日本侵华的步伐并行的。尝到了甜头，新财阀也因而强大起来，军部加快了扩大成果的军事行动。对外扩张强烈地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新占领区也以取之不尽的原料喂饱了高速发展中的重工业。仅以袭击珍珠港到1945年8月投降的二年又九个月的生产实绩来看就十分惊人：日本的造船厂造出了15艘航母、6艘巡洋舰、126艘潜艇、63艘驱逐舰、70艘运输舰、168艘护卫舰，以及其他一些军用舰船，总共达682艘;此外还建造了720艘货船、271艘油轮。同期生产的军机为6千架。这种生产能力和速度是“九一八事变”前的八倍，仅次于美苏德三国。战争的刺激和新领土的获得使其重工业的发展如此突飞猛进，相关财阀尝到了扩大战争的甜头。

新财阀与军部激进派借用右翼军官不断的恐怖行动对皇室施加压力，将日本推上了危险的道路。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开始生效。日、德、意缔结了军事协定，轴心国正式出笼。出于发动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日本被打造成了极端民族主义、对天皇绝对崇拜的军国主义国家;连旧财阀与军部和内阁中的不少保守分子也开始觉得不认同这条道路就无以解决日本的经济危机。此时日本自身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了，放开手脚实现它的图谋，也就是获得北一辉和近卫所说的“在公正基础上对世界的重新划分”。此时的日本，除了没有一个类似希特勒的人物之外，完全形成为一个典型的法西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