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军事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长期保持全球军事存在的国家，这不仅源于美国建立了谋求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更有赖于其为适应不断拓展的军事需求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了这些改革，才确保美军能够长期引领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并同其他国家保持着一个或几个时代的差距。

二战后，美军大致经历了4次大的军事改革。上世纪40年代中期，美军依据二战教训，同时为适应打核战争的要求，对作战理论、指挥体制等进行调整，拉开了系列军事改革的序幕;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通过对越南战争的反思，美军启动了适应“高技术”战争的军事改革，创新作战理论、压缩编制规模;海湾战争后，美军以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为牵引，掀起了更为深刻的“新军事变革”;进入21世纪，随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结束，美军又提出向“信息化”全面转型的建设目标，军队的编制结构、武器装备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美国正致力于新一轮的军事改革，力求将美军打造成为“全能、一体”的军队，继续领跑世界军事“田径场”。

创新发展军事理论

美军参联会前副主席威廉·欧文斯曾指出：“军事改革与其说是一场新技术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通过创新作战理论，充分利用新技术的革命。”作为世界上军事理论最丰富、最具前瞻性的军队，美军始终将作战理论作为军事改革的先导和重要内容，要求军事改革必须建立在先进理论基础之上，避免军事改革的盲目性。

二战结束后，美军军事理论的发展可以用“井喷”来形容,各种新概念、新观点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美军加大了创新的力度，相继提出“全频谱作战”“网络空间作战”“空海一体战”“全球一体化作战”等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指导了战争实践，更推动了美军的全面转型，从而形成了一套创新——论证——检验——再创新，当前和长远规划相结合的理论发展机制。

美军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来不是毫无来由，也不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而是基于对未来战争形态超前判断的产物。美军认为，战争的突发性强，如果军事理论没有一定的超前性，将难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而且在美军的眼里从来没有“和平时期”的概念，他们的头脑中只有“战争时期”和“准备战争时期”，美军也因此成为一支充满 “危机意识”的军队。这种“危机意识”对军事理论的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美军在军事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应用一代、论证一代，同时研究下一代的方法，美军参联会1996年提出《2010年联合构想》、2000年提出《2020年联合构想》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强调军事理论创新的超前性，美军还重视利用已有的资源，通过将现有的军事理论进行整合，实现“推陈出新”的目的。美军近年来提出的众多新理论、新概念中，有相当一大部分都带有明显的“遗传”痕迹。如1997年海军提出的“网络中心战”就是对美军此前“基于效果作战”“并行作战”“全频谱作战”等诸多理论的高度融合。而随后提出的“行动中心战”概念更是脱胎于“网络中心战”。2015年美军提出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作战概念则是对“空海一体战”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同时，对战争教训进行深刻的总结，也极大促进了美军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长期以来，在美军中“热议”最多的并不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这些所谓 “完胜”的战争，而是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些令美军“精疲力竭”的战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军从未停止过对越南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至今仍将其作为院校作战理论研究的一门必修课程。伊拉克战争后，美军各参战部队均向总部递交了行动报告。这些报告最大的特点是对取得的成绩一带而过，而对作战中暴露出的战术、指挥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美军还将这些报告放在网上，供全体官兵学习和查阅。这种正视问题、不怕揭丑的总结方式，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从根本上确保了美军每打一仗，军事理论就会前进一大步。

此外，美军还十分注重发挥各种民间研究机构“集思广益”和各种实验室的检验评估作用。美国拥有众多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民间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数都与美国防部和各军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是美军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还建立了一批作战模拟实验室，拥有数以千计的模拟模型，能够通过多种分析手段，对新的作战理论进行模拟和仿真实验，为军方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美军认为，军事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要理顺指挥体制，消除制约军队发展的机构性和机制性矛盾。为此，美军将指挥体制作为军事改革的核心内容，并采取了循序渐进、逐步突破的方式，解决了长期以来军队存在的日常管理与作战指挥权责不明、指挥机构臃肿、各军种联合不力等问题，建立了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军就开始了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尝试，经过若干次的改革，但始终无法发挥效能，这致使美军在一系列的战争和军事行动中受挫。越南战争中，美空、海军因难以实施联合作战，受到了广泛的批评;1980年伊朗营救人质行动惨遭失败，更是将美军推向了风口浪尖;1983年，美军入侵格林纳达，原本是一次联合作战行动，但由于各军种在联合执行任务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不得不在格林纳达岛中部画出一条分界线，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各负责一半。在行动中，各军种因相互缺乏配合，造成了100余人的伤亡。

一连串的失败教训引发美军高层的深刻反思，他们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指挥体制的不完善。他们认为：“体制的问题，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彻底解决。”鉴于此，美国于1986年10月颁布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从制度上对美军的指挥体制进行规范。这一法案也因此被认为是“二战以来美国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国防立法”，成为美军由单一军种作战走向联合作战的“分水岭”。

按照该项法案的要求，美军首先从国家领导体制入手，理顺了军队“养兵”和“用兵”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军政、军令两种相对分立的指挥系统，形成了由总统和国防部长到各军种部→各战区军种司令部→建制部队的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链路，以及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战区联合司令部或职能司令部→作战部队的作战指挥链路。

在局部战争中，总统和国防部长首先通过参联会将命令下达给联合作战司令部，联合作战司令部根据任务提出兵力需求，再由参联会指示各军种部确定哪些部队参战，部队到达作战地域后，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将对所辖各军种部队和其他配属及支援力量进行联合编组，并实施统一的指挥。

在美军的这一指挥体制中，部队平时的管理和战时的指挥分属不同的职能机构。为确保联合作战指挥的高效性，解决政令分离后部队作战执行力的问题，美军还配套建立了严格的运行保障机制，规定陆、海、空各军种部只能负责本军种部队的建设问题，无权指挥部队作战，联合作战的指挥由战区联合司令部专职实施。此外，美军还规定部队到达战区后，要高度服从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的指挥。战后，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要向参联会递交各参战部队详细的行动报告，对部队的作战情况、指挥官的指挥能力进行客观地评价，并据此作为军官提升任免的重要依据。

美军实行军政、军令相分离的指挥体制，正是考虑到了军队“养兵”和“用兵”两者间的不同特点和内在要求，通过将作战指挥权集中统一，将指挥机关职能单一化，避免了两个系统因职能重叠从而导致效能的降低，有利于提升联合作战的指挥效率。

通过改革，美军的指挥体制虽已基本定型，并趋于制度化，但并不意味着这种体制始终一成不变。美军规定，每两年就要进行一次评估，看其运作是否适应当前面临的安全挑战、技术的发展以及战略调整的需求，以此来决定哪些机构应该保留或扩充、哪些机构应该被裁撤或合并。美军近十几年来的一系列改革动作，如把航天司令部并入战略司令部;建立北方、非洲司令部;撤销联合部队司令部都是两年一次评估的结果。

优化部队规模结构

二战结束以来，美军为谋求并维持全球的领导地位，针对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需求，在不断反思战争实践的基础上，按照战时扩充、战后缩减及各军种协调发展的原则，对军队规模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解决了军队数量究竟多大才算合适、结构如何才比较合理等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

随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不断演变，美军越来越意识到，现代战争对军队的要求是小型、精干、灵活，这与二战和冷战时期追求军队数量庞大已大不相同，保持一支规模适度、比例协调，能够应对各种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力量，是军队未来发展建设的主要趋势，军队的编制结构必须要由“数量型”向“效益型”的方向转变。

为此，美军在改革中，按照以陆军和国防部机关作为裁撤重点，其他军种规模适度压缩的原则，对军队进行了持续性的“瘦身”。经过多次调整，美军现役部队的数量已下降到132万人。其中，陆军部队的员额被削减至50万，是陆军1940年以来的最小规模;国防部机关重点裁撤了高级指挥、保障及管理机构，削减了近20%的军官和文职人员。

削减规模后，美军的整体结构得到优化，海、空军所占的比重进一步增加。目前，美陆、海、空、海军陆战队的数量，分别占总兵力的38%、24%、24%和14%，基本实现了各军种均衡协调发展的要求。同时，不同军事类别人员间的结构也更趋合理，官兵之间的比例调整为1∶4.7，接近了西方其他主要国家军队官兵比例1∶5的总体标准。文职人员所占的比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与现役军人的比例达到了1∶1.8，实现了军官、士兵和文职人员结构的合理配置。

为实现压缩编制员额的总体目标，美军在改革中采取了“多法并举”的方式。除了按照计划，有针对性地裁减技术装备程度相对落后的作战部队及后勤保障部队外，还采取了将一些非战斗岗位的军官转成文职人员;从控制“源头”入手，减少军事院校及候补军官学校的招生员额、压缩后备军官训练团培训规模等方法，达成了裁军的目的。同时，美军还出台了“自愿退休奖励”“自愿离职奖励”“特别离职奖金”等一系列鼓励官兵主动退出现役的辅助措施，对削减军队员额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美军在撤编减员的过程中，为确保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并没有一味采取“一刀切”的政策，而是将裁减下来的部分军官和士兵，按照专业特长和任务需要，择优充实到特战、网络等“新质”作战力量以及其他作战部队当中，在达成缩减员额目的的前提下，避免了专业人才的过度流失。

深化职业军事教育

长期以来，美军认为军队中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先进的技术装备，而是那些训练有素、具有奉献精神的军人，并把人才的优势看作实现战略目标一种长期压倒性的优势。为此，美军十分重视高素质军事人才的培养，不断深化职业军事教育体制的改革，促进了军事人才培养的合理化、高效化。

美军的职业军事教育同部队岗位任职、在职自我发展一道，被称为美军军人发展的三大支柱，从1802年美军创建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开始，其职业军事教育迄今已走过200余年的历程。通过不断地改革发展，当前，美军已建立了110余所各级、各类的军事院校，形成了军官任职前基础教育和任职后继续教育两个阶段，初、中、高三级，层次分明、逐级递进的职业军事教育体制。

按照这种教育体制，美军军官每一次调整军衔或职务，都要经过相应的院校培训才有机会向下一阶段发展。一个职业军官要从少尉晋升为将军，至少要经历8次院校学习，而且必须要包括一次联合参谋班和一次联合作战课程班的培训，累计在校学习的时间不得少于7年。其中，初级培训在各军种军官学校中进行，主要学习本军种的相关知识;中级培训由联合部队参谋学院、各军种指挥与参谋学院实施，着重提升军官的作战指挥和管理协调能力;高级培训由国家及各军种军事学院承担，重点是增强军官的战略思维和指挥决策能力。

美军职业军事教育十分重视“通才”能力的培养，在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联合教育的发展模式，要求院校培训的内容不能仅限于本军种和单一专业，而是要拓展到多军种及更加广泛的领域。因此，在美军中有“西点无专业”之说。此外，美军还要求各中、高级院校里，来自外军种教官的比例不能低于8%和40%;本军种学员的数量则不能高于总数量的60%。这一教育模式，不仅为美军军官培养战略思维能力，营造了“联合”的氛围，也为不同军种的教官、学员互相协作、共同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为提升职业军事教育的质量，美军还致力于打造一支优秀的教官队伍。美军认为，军官能力素质提升的关键在培训，而培训的关键在教官，只有选派那些最优秀的军人进入院校任教，才能造就出更多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为此，美军利用人才资源的优势在全军范围内选拔教官，同时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标准。美军要求选拔的教官必须要专业对口，并具有相应的部队工作年限和任职经历。例如：中级院校教官应有12年以上的服役经历，并要担任过营级指挥官或旅级司令部参谋等职务;高级院校教官的服役年限要在18年以上，有担任过旅、师级领导职务和在军以上司令部机关工作的经历，同时要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具有实战经历，在战争中有过出色表现的军官可以优先选派。

此外，美军在长期的教育改革实践中，还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官轮换交流制度。美军认为，如果一件事情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干，那么剩下的就全是惰性，没有创造力了，对事情越不了解，工作中就越小心，成效也越高。美军西点军校研究也表明，具有多种岗位任职经历的军官与任职经历单一的军官相比，素质更全面，适应性和创造性更强，发展潜力也更大。

因此，美军规定军官在一个岗位的任职时间通常为2年~4年，最长也不会超过6年。进入院校担任教官的时间更短，任职期满后，大多数教官必须离开教学岗位到部队任职，同时，一批新教官将补充进院校。这种定期岗位的轮换，不仅为院校输送了新鲜血液，也为部队提供了复合型人才。美国许多军事家和将领都经历过院校、部队任职岗位的轮换。如“海权论”的奠基人马汉，曾是海军学院的一名教授;麦克阿瑟担任过西点军校的校长;海湾战争时多国部队司令施瓦茨科普夫、美军参联会前主席马丁·邓普西都有在院校从教的经历。

总的来看，美军改革走的是一条从战争中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再依据经验确定转型方向，设计未来战争的道路。美军没有指望通过一场“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改革，实现全面的变革，而是采取了细水长流，逐步突破的常态化方式，并始终把提升战斗力，打赢下一场战争作为根本目标，确保了改革的稳定、有效和可持续性。(作者张玥 单位：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