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城市或乡村，都有按东、南、西、北方位建纵横有序或因地制宜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街或巷，无论它大小长短，都一定有它的名称，名称大多以方位或方位加序号命名。

　　元明以来，已成为番禺县经济、文化、商贸和手工业中心的市桥（旧亦称石桥）乃是人口过万的富乡大镇，如此繁盛的埠头一定有着许多街巷，如何给它们取名确也需要一定的智慧，既不能重复也要关顾“雅俗共赏”，笔者为追源溯本曾经年累月拜访前辈长者，翻阅文献史料，将市桥一些背后有代表性，或因城区改造重新定名，或有时代印记而随着某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以“破旧立新”为旗号强改的旧街巷名和与其密不可分的故事以“话本”的形式写出来，与“新番禺”“老市桥”共享怀旧之乐。

　　正街两侧多故事

　　南北走向的正街（今大南路）东西两侧各有一组“三巷”，就是南段东侧的“铁炉一巷”、“铁炉二巷”和“铁炉三巷”；北段西侧的“三多一巷”、“三多二巷”和“三多三巷”。还有莲社巷、福来巷、新圩底等具有深厚文化历史底韫和动人故事的横巷。

　　市桥大南路牌坊

　　铁炉巷

　　先表铁炉巷，这3条铁炉巷都是纵深不到20米的横巷，早在明朝期间，冶铁业只准官办不许民营，地方政府选中旱不干涝不浸、水路交通方便的市桥为官办冶铁基地，在市桥河边地势较高的台地建起三座炼铁高炉。将炼得的初级产品卖与经官方注册的铁器加工店铺，因此也带动了这正南街上打铁铺户——锻造民用铁器具行业的发展，且长盛不衰，直到建国后的1957年，众多的打铁铺才在合作化大潮中，集中到大北路在政府指导下成立的“市桥铁器农具生产合作社”进行集约化生产。

　　至于明代官府所建的冶铁高炉，早已和全国各处的一样，因管理不善而亏损严重，被迫改为官府注册民营生产，官府按产量“三十取二”的比率收税罢了。市桥冶铁随后被他处取代，冶铁高炉即被拆平，百姓陆续在此建房起屋聚而居之，经官民合议，皆赞成以“炉”为“重”顺序编排作巷名，故铁炉一、二、三巷的名称一直沿用了几百年，至30年前城区改造时才成为历史。

　　1905年英美烟公司出品的烟画《铁匠》

　　莲社巷

　　离开铁炉巷往北几十米，便是可通东涌路的莲社巷，所谓莲社巷者因有市桥等二十四乡乡绅贤达集资建成的莲社书院座落其间而得名。

　　莲社书院

　　莲社书院始建于清咸丰年间，入读者皆为乡内中上层人士的子弟，相当于今时的“贵族学校”。这书院的办学宗旨并非为社会培育适用人材，而是为科举应试输送“精英”，教材都是儒家的八股文。据说，书院曾礼聘九岁能诗文、十七岁中秀材、二十二岁中举人，后又放弃入仕专门著书立说以培育新人为已任的岭南名士陈澧先生执教，只惜陈老夫子因年事已高未能到任执掌教鞭。清末废除科举制后，书院的终极育人目标已失，自然门庭冷落风光不再，继而是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推行新学制，省城广州“一刀切”的废除儒学，仿效西方的新潮教育，禁开以传统经国学为教材的书院学社，县以下乡镇的书院学社须在限期内停办或改用西式教材。因乡绅父老未能接受西式教育，于是便在限期过后停办。莲社书院的功能随后变为供文人学士雅聚的场所或乡绅们的议事堂。

　　陈澧先生

　　建国后，书院由人民政府接管，1958年，书院由市桥镇幼教部门将其改作为“市桥第一幼儿园”（后改名为育红幼儿园），使之重新回归社会，为市桥教育事业服务。至1984年，因城建需要在此开建西连清河西路、东接清河中路的清河西路延长段，将幼儿园迁往东城新区。一座占地8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典型岭南风格精品建筑——莲社书院就此夷为平地痕迹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