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记者早已有之。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最有“创意”，只有更有“创意”的。

前几天，在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前去追问一份“阴阳判决书”的当地记者被身穿警服的工作人员殴打，打人者称：“记者算什么，你以为你是中央级别的啊？”

3年前，陕西省潼关县国土资源局时任局长率10多人围殴记者，并放言“让你娃今天死在我这里”。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内陆港派出所所长李昌宏的表现也很“突出”，今年4月，当地一名女记者到这家派出所采访，李昌宏反锁了门把女记者按到地上抢夺手机。

“细思恐极”的一幕出现了：记者报了警，可负责出警的，仍是这家派出所。

在一些警察打记者事件中，打人者会关闭执法记录仪或摄像头，成功避开打人的画面。

“细思恐极”的一幕又出现了：国家机器的一只触手在自身违法时，有意关闭了监视的眼睛。

执法记录仪或监控摄像头的监控，原本可以提供事发过程的直接证据。摄像头会不会恰巧没装或者坏了、停电了、不小心关闭，都不是没有先例的。

有人说，有些挨打的记者属于暗访，面对盘问还拒不出示记者证，言外之意就是该打。那么，一位没有记者证的普通公民在接受公职人员询问时，拒绝配合是否就该挨打？再退一步，一位犯罪嫌疑人接受审讯就该打吗？

从局长到所长，从派出所到法院，打记者的每一拳每一脚都打在“法治中国”的肌体上，无一不表现出对自身权力的迷信，对舆论监督的恐惧，对法治精神的蔑视。

近年来，很多此类事件的处理形成了套路：道歉，承诺，调查，然后语焉不详了。

事情不会因为道歉而结束。人们常说，“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警察”在此处是法治体系的代表。打人者受到纪律惩戒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即使打人者是警察。

在有关各方参与、依法调查的结果诞生之前，任何道歉都是安慰剂，有应付舆情之嫌。

打记者引发的案件，司法上也不乏判例。2003年，北京一位记者在采访某小区物业纠纷时被打伤，打人者被判刑。打人就是打人，不管打人者是谁。

打记者事件被曝光后，打人者成功使自己成了新闻当事人，但打记者事件转移不了视线。被打记者所指出的问题，主管和监管部门必须给出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因舆论监督引发的打记者事件发生后，有些舆情服务商会出主意转移视线，发动网民给媒体泼脏水。这种舆情服务错把舆情当敌情，回避核心问题。这样的“舆情师”居然颇有市场，令人遗憾。一些官员一叶障目的心态和懒政思维可见一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并希望新闻媒体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

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一门媒介素养课。缺课的案例层出不穷。天津今晚报最近披露了该报记者致电天津市建委安居办的记录。记者询问了市民反映的一个问题未获解答，问对方是哪个部门，回答是“我是哪个部门不方便跟您说”“我可没时间跟你扯这个”。

这段采访有一个相声式的结尾——

问：“我跟您了解一下，您是建委的什么部门，可以吗？”

答：“不可以，保密。”

问：“我能问一下您贵姓吗？”

答：“保密。我贵姓保密。”

“我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不是这个部门的，领导不在”“我是实习的”，许多记者都对这样的答复不陌生。现在，更具创意的“我贵姓保密”出现了。

在这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说“我贵姓保密”的那些人正在试图阻碍信息的传播，制造最大的雾，生产最大的霾。

这些人最霸道也最心虚，处在最隐秘的位置，保持最傲慢的姿态，释放最浓的颗粒物，污染我们社会的能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