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全媒体记者/李书龙）生意人蒋明亮（化名）在过去几年和人谈的最多的，是年票。

每到这个话题，碰上认识的、不认识的货运司机、媒体记者，蒋明亮总能一长溜的法律条文从口里“蹦”出来，让人忘了他原本是一家货运公司的老板。

六年前，面临着高额年票费的追缴与罚款，蒋明亮的货运公司濒临破产。他先后将东莞市交警、交通部门告上法庭，成为广东最早发起年票相关诉讼的车主之一，他的人生轨迹就此拐了个弯。

六年后，广东取消年票制已是尘埃落定。2016年进入最后一周，几天后，引发多年争议的年票制将在全省告别历史。

广东年票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珠海成为全国最早施行年票制收费的城市。2001年，年票制首度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出现在广州，并在此后作为一项地方性制度在省内大部分城市推行。

这项以便民为出发点的政策，带来了道路通行效率的提升，也因政策设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引发了持续多年的争议。各地的舆论风波中，夹杂着地方部门的管理纰漏，和年票制观点交锋的不断升级。如今，沸沸扬扬的年票制大戏即将落下帷幕，而在后年票时代，新的问题还将浮出水面。

第一幕：缘起

A、蒋明亮：小老板“挑战”年票制

蒋明亮与年票的故事是从一叠高额催缴单开始。

当时，面对26份突如其来的年票催缴通知书，东莞货运公司老板蒋明亮有些傻眼。通知书认定：自2001年1月以来，蒋明亮名下公司的车辆累计欠缴路桥统缴费30余万元。

这是2010年10月，国际金融危机的阴云仍在东莞上空弥散，依赖出口的东莞货运市场陷入低迷。蒋明亮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逼我破产吗？”

“路桥统缴费”，是车辆使用收费公路须缴纳的行驶费用。2005年3月以前，东莞采用“次票制”，车辆通过收费站时按次缴费。后来，东莞试行“年票制”，本地车一次性缴纳年票费，可在全市除高速公路外的路段通行。

年票制自诞生之日起，其合理性便受到质疑。它假定每辆车通过城市收费道路和桥梁的次数一样，将路桥建设债务平均分摊到所有车辆上。也就是说，即便车辆一直停在家里，也得缴纳年票费。

在东莞，货车的年票费为4200元至8000元不等。蒋明亮说，一辆货车一年的毛收入约7万元，如果扣除各项成本，再算上年票费，净利润只剩1万多元。

于是，逃缴年票费在货运行业十分普遍。

2008年，东莞市要求，交通部门办理车辆年审时“要核查年票费的缴交情况”。但这一政策在具体执行时，变成相关部门要求“车辆年审必须与缴年票费挂钩”，否则不予年审。

但货运车主仍有“漏洞”可钻，当时花上几百元，就有人提供“代办年审”服务，年票费还能继续逃缴。

2010年，在东莞交警部门的严查下，“代办年审”的灰色渠道被堵死。同时多部门开始大规模追缴拖欠的年票费，2011年初，东莞公布了7万多辆欠费车辆，其中包括蒋明亮名下公司的26辆车。

蒋明亮还不算欠费最多的，有的货运车主被催缴一两百万元。

他和货运业的同行们逐渐将质疑的目光对准了年票制，他们形成一些看法：年票制强制收取车辆通行费，与上位法不符，车主有权拒缴；车辆年审与年票挂钩也不合法。

此时，在广东施行年票制的城市里，开始零星出现通过法律途径“挑战”年票制的案例。

在东莞，蒋明亮站了出来。

B、年票史：正面效应带来各地效仿

2011年元旦，惠州试行车辆通行费年票制收费，成为全省最后一个试行年票制的城市。十余年时间，年票制在省内18个城市推行。

珠海是年票制的肇始地。1994年，珠海将市内收费公路的收费站撤销，统一通过年票收费，成为全国最早实施年票制的城市。不过，当时珠海并未制定地方性法规，真正让年票成为一项制度的是广州。

2001年元旦，为解决收费公路快速发展带来的收费站点过多、道路通行效率低等问题，广州颁布实施《广州市城市路桥隧道车辆通行费年票制试行办法》，对市区内多个桥隧项目实行统一收费、统一还贷、统一管理。

此时广州城市建设发展进入高速期，被纳入年票范围的广州大桥、海印大桥、广园快速路等项目，均是连接城市交通的重要枢纽点。路桥收费站的撤销带来了道路通行效率的提升，年票制的正面效应开始显现，也引来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效仿。2003年，佛山和中山先后试行年票制。

当时，珠三角城市普遍存在收费站过多、交通日益拥堵的状况，撤销收费站、改行年票制成为一种现实需求。年票制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暂时让渡于道路通行效率，各地年票制的两年试行期也在此后不断延期。2008年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年票互认”，各地年票制的普及速度进一步加快。

在年票制推行之初，公众的态度相对温和。比如东莞在2005年试行年票制，最初几年年票费征缴率一直超过八成。早期年票征缴管理相对宽松，一些车主拖欠年票费亦未受到严格约束。随着此后各地管理日趋规范，一些地方加紧年票征收力度，并对往年的欠费行为进行追缴，兼之有法律人士开始对年票制的法理性提出质疑，公众对于年票制的抵触情绪逐渐提升。

第二幕：争议

A、蒋明亮：首场官司推动东莞年票与年审脱钩

2011年2月，蒋明亮开始与年票制正面“较劲”，他以车辆未交年票费而年审被拒为由，将东莞市交警支队告上法庭。

为了应对人生中的第一场官司，蒋明亮买了不少法律书籍回家研读。两个月后，该案开庭审理，蒋明亮在庭上还是紧张地发抖。

好在他的代理律师镇定自如。原告方指出“交警部门将年审与年票挂钩”的行为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相悖，继而质疑年票制本身的法理依据。他们提出的质疑点，正是此后被年票制质疑者不断抛出的两个论点：

一是合法性方面，年票制与《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相冲突，车主对缴纳年票费有“拒绝权”，强制收费是剥夺车主的法定权利。二是合理性方面，年票制采用“一刀切”的收费方式，它假定了每辆车都要通过城市大型桥梁或某些道路，事实上并不是每辆车都会通过，这在政策源头上埋下了不公平的因子。

蒋明亮的官司，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诉讼。但法院同时认定，交警部门将年审与年票挂钩的行为无合法依据。交警部门的行为不合法？这个细节被媒体抓住，立时成了东莞的大新闻，各方讨论纷纷介入。不久后，东莞市政府正式宣布，车辆年审、入户、过户均不再与年票挂钩。

蒋明亮的第一场年票制官司输了结果，但赢得了现实性的突破。“蒋明亮”三个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并在此后成为东莞“死磕”年票制的代表性人物。

B、年票史：年票制争议蔓延，征缴率持续下降

车主“死磕”年票制，无疑在坊间极具传导性。从2010年起，与年票制相关的诉讼在广东不少城市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东莞、珠海、惠州、广州、佛山等地先后有市民通过诉讼、信访等合法渠道，与年票制的管理和征收部门持续“较劲”。

公众层面的讨论愈发广泛，年票制的争议被层层剥开。起初，年票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受到质疑；后来，年票征收和使用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度备受关注。

一些地方的年票收费账目长期未公开，公众只能偶尔通过媒体或其他渠道获得碎片化的信息。而在部分公开的账目信息中，又不乏引起争议的细节。

比如珠三角某市，2012年征收年票费5.5亿元，仅有不到两成用于偿还收费公路贷款本金，其余用于支付公路管养费用和银行贷款利息。与此同时，当地公路贷款年年增加，越还越多，年票收费似乎成了“无底洞”。

还贷公路的收费年限是另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年，但省内部分还贷公路的收费年限早已超过15年。

年票制收费与还贷公路收费年限之间的“悖论”在于，由于年票制是“一刀切”的收费方式，不论还贷公路是否超出收费年限，只要有道路新建或延长，都将被纳入年票收费范围。这意味着，只要有收费公路，年票制就将一直存在并不断延期。

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表示，广州在2001年纳入年票收费范围的还贷基数约为60亿元，此后不断有新的还贷公路被“塞”进年票制的“箩筐”，故有相关部门“每年年票收费不足以偿还路桥建设贷款利息”的说法。

公开数据显示，广州历年来年票总收入超过100亿元，而2016年底的债务余额约为115亿元。

各地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违规操作，加深了公众对年票制的抵触情绪。比如将年票缴费与车辆年审捆绑之举，除了东莞，在茂名、惠州、清远等地都曾存在。

2012年，广东省交通等部门起草《广东省车辆通行费年票制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在网上征求立法意见，逾千条网友意见中，绝大部分对年票制表示反对。这份送审稿最终没有进入地方立法程序，全省层面的年票制管理办法也始终未能出台。

年票制争议在省内蔓延，各地年票征缴率开始下降。一些地方对年票征缴采取强硬态度，比如采用施加高额滞纳金、通过法律渠道强制执行的方式追缴年票费。然而，由于欠费车辆太多，通过法院强制追缴实际上缺乏可操作性。而以惩罚方式引导车主缴费，有时会产生逆反效果，由于滞纳金太高，一些车主索性坚决拒缴年票费，甚至由此牵扯出新的法律诉讼和争议。

在此形势下，年票制争议陷入僵局，各地欠缴车辆持续增多。2012年，惠州七成车主未缴年票，东莞年票征缴率从八成降至五成，佛山欠缴年票车辆达到20万。这一趋势此后愈成常态，依靠年票收入偿还路桥建设贷款看上去愈发艰难。

民意争议与征缴压力之下，年票制之变，已成现实之选。

第三幕：定局

A、蒋明亮：从法律门外汉到诉讼代理人

蒋明亮在东莞年票制官司中“一炮而红”，此后数年，在东莞年票制引发的舆论风波中，蒋明亮的身影频频闪现其间。

在状告东莞市交警支队之后，蒋明亮又与东莞市交通局对簿公堂。该局向蒋明亮名下公司作出车辆逃缴年票的行政处罚，蒋则质疑处罚缺乏法律依据。

因为公开质疑年票制，蒋明亮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每天用大量时间研习法律，《道路交通安全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好几本法律教材，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在书里圈圈点点，下了一番苦功夫。

在打官司前，蒋明亮每天七八点起床，白天喝茶、打牌，晚上看电视剧，凌晨一两点睡觉；打官司之后，他变成每天七八点起床，上网搜索与年票相关的信息，琢磨怎么应付官司，晚上研究法律教材，凌晨一两点睡觉。

蒋明亮也想好了退路，他将名下的货运公司关掉，一些车辆转往深圳过户。深圳是省内未施行年票制的三个城市之一。

一些车主对年票制有疑惑也来找蒋明亮咨询。2012年以后，蒋明亮成为东莞多起年票制官司的代理人。这位此前并不谙熟法律的货运老板，后来在庭审现场表现得有理有节、进退得当。

2013年，东莞年票收入大幅下降，有关部门再度将年票与年审隐性捆绑。舆论风波又起，蒋明亮也提出新的质疑点——年票收费主体的身份问题。当时，东莞年票收费机构路桥收费所由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管辖，后者兼具企业法人和事业单位的双重身份，同时拥有投资收费公路和实施年票收费的双重权力，这一点在当年颇受质疑。一年后，东莞对年票收费主体做出调整，将路桥收费所划归为东莞市交通局管辖，避免了舆论质疑的继续发酵。

年票制官司最胶着的那几年，蒋明亮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媒体和车主都来找他，年票费追缴单也如影随形，他只能和年票制纠缠下去。尽管经手的诉讼无一胜例，但他抱持一个信念：年票制争议太大，总有一天会被取消。

他没想到，这一天到来得有些快。

B、年票史：被取消的结局与被肯定的历史

从百度指数平台的舆情走势图上，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2010年以来，与广东年票有关的舆情热度逐年攀升；近两年尤其明显，2016年和2015年的年票搜索热度指数，相比此前一年增长近一倍。每一年里，年票的舆情热度在元旦前后达到高峰——年底的年票追缴成为舆情爆发的“导火索”，而次年年初的省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于年票话题的集中讨论成为舆论发酵的“催化剂”。

这样的趋势，在2016年初达到历史最高峰。

今年初省两会期间，多位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集中呼吁取消年票制。两会建言场的声音与民间蕴藉多年的呼声相互呼应，兼之各路媒体的集中报道，年票问题成为省两会最受瞩目的议题之一。

年票制的转折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来。

在省两会会场，省交通厅时任厅长曾兆庚在媒体追问下表态，将“逐步取消年票制收费”；紧接着，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公开赞成取消年票。这是年票制引发争议多年来，官方首次明确表态取消年票制。

在省交通厅对代表委员的建议回复中，给年票制留下一段评价，认为其自试行以来“对降低管理成本、缓解政府还贷压力和加强普通公路建设维护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消年票制的时间表很快公布。省交通厅承诺“今年内出台年票取消方案”，并督促各地尽快公开年票收支信息。

年票制争议10余年，在2016年省两会的舞台上有了结论。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全省已有汕头、佛山、珠海、潮州、河源、揭阳、广州、梅州、惠州等9市向省政府上报取消年票制方案，其中至少已有6市获省政府批复。

第四幕：尾声

在网上看到年票制取消的新闻时，蒋明亮既兴奋又意外。省级相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明确表态和高效推进，让他感到惊喜。

蒋明亮46岁，四川人。他原本是一个到东莞谋生的生意人，好不容易打拼出一家小货运公司，在过去六年里，他一直与年票制“纠缠不休”，货运生意也陷入停滞。

2016年，蒋明亮的生活轨迹终于与年票拉开了距离。他的货运生意重新有了起色，他的第二个孩子在夏天出世。

作为一项以便民为出发点的地方性政策，年票制在政策设计的起点出现合理性与合法性争议，由此引发持续多年的观点交锋。而各地施行方式有异，又不同程度地加深了部分公众与年票制之间的裂痕。及至最后，随着民意表达和现实环境的变化，年票制最终退出舞台。

几天后，部分城市将正式取消年票制，一些问题留给了未来。

其一是还贷公路的债务问题。依据公开信息，全省纳入年票范围的公路贷款余额超过500亿元。省财政厅曾表示，相关债务由地方政府解决，省级财政不会“包揽”，但可以支持各级政府发行置换债。目前，广州已明确由市财政负责偿还115亿元的债务余额，湛江则提出以置换政府债券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

其二是收费站是否恢复的问题。在试行年票制后，全省撤消了395个路桥收费站点。在目前公布的年票制取消方案中，超过15年收费期限的项目已取消收费，个别收费站点则将保留收费。今年11月，新修订的《广东省价格听证目录》将“收费公路（含桥、隧）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列入其中，取消年票制后，要继续收取通行费的项目还须经过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