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何谓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在《中国散文通史总序》中，我曾经对“散文何谓”这一问题做过简要分析，最近又有更多的思考，想再做一些补充。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即便《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刘熙载说：“《六经》，文之范围也。”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就形成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第四，从中国文学源流变迁来看，对“散文”的认知原本涵容在对“文”的认知之中，而“文”的内涵与外延本身就一直包容广泛，而且变动不居。从先秦至六朝所说的“文”，仅仅以“文字书写”的意义论，大而言之可以指称“文”（或称“文章”“文辞”）与“学”（学术），中而言之可以指称诗、赋、奏、议、论、序等各种“文”（如《文心雕龙》《文选》所谓“文”），小而言之可以指称与“笔”相区别之“文”。从中唐开始，“诗”与“文”成为两相对称的“文类”，“文”才渐渐特指“散文”（包括“古文”与“骈文”）。中国古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包容性与流动性，形成一种相当独特的“泛文学”或“大文学”的体制与观念，而最能鲜明地代表这种体制与观念，并长期延续、至今不变的文学体裁，非散文莫属。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内涵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萧统《文选序》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而且不能仅限于集部之文，还应包容经部、史部、子部之文。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当然，无论“散文”概念如何变动、宽泛、灵活，无论“散文”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属性，“散文研究”还是有着明确的学科归属，学术界大都约定俗成地将它划归文学研究范围。

　　我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大致包括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结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的资料整理与考订，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

　　在这样的“文学研究”结构中，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由于散文较之诗歌，具有更为鲜明的“实用性”特征，在古代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发挥广泛而巨大的实用功能，所以大量散文专集、别集、选集、总集、评点盛行于世，上自文人学士，下至书生塾师，通过编选笺释、教育讲授，促进了散文研究的普遍化；二是从“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出发，重视散文史料的搜集与编撰，从作家传记、作品评论到目录编制、资料汇编，形成了一个庞大丰富的散文研究资料宝库，为散文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三是受中国传统的随意性、领悟性的思维方式所制约，散文研究大多采用随笔式、杂感式的研究方法，散文研究成果多为随思、随感、随录的札记体文章，散见于文人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等形式之中，有的甚至隐含于文人的哲学、史学、子学著作之中；四是散文研究特别注重文本内涵的丰富性，注重文本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文化习俗的密切联系，散文经典在不断的阐释中被赋予生命，成为文学、文化、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呈现，从而构建了宏阔的散文研究格局；五是由于散文具有实用性的“书写”功能，古代对散文体式（或表达方式）的研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论析细致，包括文体、篇体、语体、修辞、体貌等“散文写作学”的认知，足以构成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完整体系。

　　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观念和研究格局是相当宏通，也相当开阔的。但是，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影响，传统的散文研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学术界普遍倡导进行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的建构。但是，由于在根本上中国古代并无西方意义上的纯文学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研究无论何等细致深入，也难免与中国文化传统及散文史风貌方枘圆凿。这种主动地将丰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研究狭隘化的学术视野，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拓展与深入，一方面切断了与中国古代丰富文学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中断了与传统学术文化思想的对话，从而导致散文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陷入难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尴尬局面。

　　因此我认为，今天重提我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独创的“研究史”概念，不仅大有必要，而且适当其时。这一“研究史”概念，以其开放性和宽泛性的结构，更切合中国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有助于打破以往用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来框范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陈规陋习，全面而深入地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成果，透视文学研究与经学、史学、子学以及文献学研究结下的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从而给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和生动的描述。就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而言，这种宏通而开阔的“研究”概念，显然更为切合文体形式庞杂多变、文化含量丰厚深邃的散文文体，也更为切合包罗万象、种类丰富的散文研究文献。

　　从先秦至清末，散文的基本文献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散文文本文献，包括历代书写的散文篇章、专集、别集、选集、总集等；二是散文研究文献，即历代研究散文的成果，既包括校勘、标点、注释、考证、编纂、辑佚、编目、典藏、检索、翻译等文献整理的成果，也包括批评、鉴赏、技巧探讨、理论思考等文献阐释的成果。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文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绩极其显著，历代散文专集、别集、选集、总集的整理成果蔚为壮观，散文史研究专著层出不穷，各种断代研究、专题研究、作家研究也已形成规模效应。

　　相形之下，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现状却不容乐观。最可称道的是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收录宋以来至民国时期（1916年）的文评专书及别集中成卷的文章评论部分，以论古文者为主，兼及部分论评骈文、时文者，共计143种，627万字。该书是系统整理“文话”的开山之作，卷帙浩繁，编撰精当，可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鼎足而三，堪称迄今为止散文批评文献的代表性总集，沾溉学林，厥功甚伟。当然，《历代文话》在所确定的收录范围中，尚未能“涸泽而渔”，其后余祖坤编撰《历代文话续编》三册，便补充其未收录的明清和民国时期文话27种。而且限于编选原则，《历代文话》亦有其不足之处，如只收成书，不收散见材料；只收宋以后，未及宋以前。所以吴小如在充分肯定《历代文话》的编纂实绩后，不无遗憾地指出：“自南北朝以迄唐五代，具文章学评论之内容而未成专著者，实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即以两宋历元明清乃至于"五四"前后而言，凡散见于书牍、序跋、随笔、小品中涉及文章学或文评文论之文字，诚如天上之繁星、地面之渊海……倘不加以搜罗辑录，则将永如恒河之散沙，未采之巨矿。”

　　的确，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发端于先秦，延续至清末，奉献出极为丰富的成果，累积成汗牛充栋的典籍文献。这些丰富的散文研究文献，固然以集部文献为主，但是却决不仅仅限于集部文献，举凡经部、史部、子部文献中，也都包含着众多与散文研究相关的资料；固然有略成系统的文评专书，但是潜藏在各种典籍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更如散金碎玉，难以计数。

　　因此，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文献是一座含金量极高的富矿，亟待人们全面、系统而深入地开采。这一学术工作至少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第一，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可以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术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丰富而完备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暗含着历史变迁的脉络和发展演变的过程，足以客观地呈现中国古代散文写作与散文研究的多重面相，如实用与审美、继承与创新、观念交叉融合、文体生成演变等等，从而为古代散文史、古代文学史研究提供极为充足的学术资源。

　　第二，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可以为中国散文学（中国文章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有助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梳理、思考、总结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观念、对象、范围、方法等一系列学术问题，进而建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理论体系。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本质上属于历史研究，必须回归古代散文世界，回归古代散文所依存的学术思想世界，在宏观、整体的视野下重新审视古代散文，才能建立自足的理论体系。

　　第三，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有利于实现古今文化融合，开创崭新的散文文化，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古往今来，从经世济民、思想创造、传递情感，到描写社会、塑造历史、表现社会习俗，散文展现出一个多元并存的世界，承担着其他文体无以取代的巨大的社会作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的系统整理，必将对当代社会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

　　第四，全面而系统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整体战略目标。散文具有丰富而深厚的精神内涵，特色鲜明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特征，是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重要载体。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古代散文在国际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HN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