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6岁的汪诚志，称自己还是处子之身。

　　网上搜索“安徽光棍村”，有八万多条结果，大部分关于汪诚志的家乡——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这个1600多人的村子，在2014年统计时，30岁到55岁的未婚男性达到112人。

　　去年8月，有媒体报道称，这个村子体现了农村生活的两难境地：对贫穷的不懈逃避与土地的束缚、性别的不平衡以及对老年亲属的职责。此时，老鸭村已因两个月前“光棍村”的报道为外界熟知，不少电话打到村支部，咨询村里“光棍”的情况，还有女人专门找到村里来看“光棍”。

　　1月8日，村支书熊寿青说起此事，对澎湃新闻记者解释说：去年和前年，村里每年有二十多个“光棍”结婚，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光棍”了。

　　村里山高林密、峰峦起伏，是远近闻名的“穷山冲”。2010年，六潜高速公路通车，它穿越了大别山，却没有给老鸭村带来多少便利。从岳西县城到老鸭村，四十多公里的路，经中国最长国道——318国道，再转209省道，绕山要走一个半小时，而到汪诚志山坡上的家，还需要走上一段泞泥的土路。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3.51(以女性为100)。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甚至更大。学者们研究发现，性别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正在偏远和贫困地区发生。

　　汪诚志二十多年没有出山了，他在浙江打工的三个弟弟，至今也都还没有结婚。他们从贫困的农村出走，几年或者几十年，又成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的“光棍”者。

　　“光棍”

　　见到汪诚志时，他正坐在草坪的凳子上看《鲁迅文集》。

　　大别山深处，汪诚志的家坐落在山坡上，边上种了樱桃树、梨树、板栗树等。汪诚志说，“等到春天的时候，花开得漫山遍野都是。”他身后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已经倾斜，在阳光下散发出腐朽的气息。

　　1989年前，汪诚志走南闯北，去过安庆、北京等地。“十几个姑娘追着我跑，我那时候的条件不错。”汪诚志说，他那时长相英俊，还见过世面。

　　“那时你怎么不选一个姑娘？”记者问。

　　汪诚志摇着头说：“那，我又不是随便的人……”

1986年，汪诚志用自己赚的钱修了新房子，也就是他现在住的土木房，但就在1989年，汪诚志到北京做木工时，检查出了慢性肺病。

　　“那时经常喘不过气来，过一天算一天，有时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随后汪诚志回到安徽老鸭村，隐居在大别山的土木房子里。

　　“当年，我和我爸坐在一起，村里的医生说我可能死得更早。”汪诚志说起那段凄惨的日子，父亲1991年过世，几年后，母亲也过世了，他以为自己很快也会跟着走。

　　“去一趟小卖部要歇气三四次。”从山坡上的家到小卖部，沿着山岭一直往下走，大约两公里的泥泞土路，汪诚志要走上一个多小时。

　　封闭在大山里的汪诚志，放任自己等死，没想到精神一天天变好了。如今，除了去小卖部买“红三环”和生活用品，他很少离开家下山，“两块钱一包的烟”，他掏出“红三环”说。

　　“他银行的钱，都是我给他取的。”住汪诚志家山下的金家富觉得，汪诚志是个聪明人，理发、杀猪、搞木匠……什么都会，因为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出门的次数屈指可数，“他经常一个人在家里看书”。

　　“出去做什么呢？我又没有钱，身体又不好。”汪诚志说，更不要说谈对象了，村里也没有合适的女人——五弟汪诚兴在家多年都没有找到对象。

　　从北京回到家时，汪诚志快要30岁了，他在家里种了菜、烟叶，茶叶、以及各种果木树，但他没有力气种粮食。“早上吃了玉米耙，中午还吃玉米耙。”回家后的很多年，因为身体有病，汪诚志靠几个兄弟接济，大约六七年前，弟弟们都去了浙江打工，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三年前，村里给他定了“五保户”，生活费从此有了着落。“政府免费给他们建了房子，过不了多久就能搬进去住了。”青天乡副乡长王泽平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鸭村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加上个人原因，汪家五兄弟，除了大哥汪卫东外(他十几岁离开村子，当兵转业成为公务员，八十年代初就结婚了)，四个弟弟至今都没有结婚。

　　今年37岁的汪诚兴称，二哥汪诚志年轻时很有女人缘，因为照顾家里耽误了结婚。“我父亲身体不好，大哥当兵出去得早，家里的重任落在二哥身上。”汪诚志13岁当家，那时汪诚兴还没有出生，他们相差了整整20岁。

　　“迁徙流动受限时，婚姻圈比较小，但男女比例比较平衡，总是能在村子和附近村子找到对象。”翟振武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农村四五十岁左右的“光棍”，主要是因为贫穷和人口流动导致。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很多女人跑到城市打工，她们不愿意再回到农村来，导致农村条件差的男性找不到女人。对于一些农村的男人来说，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就错过了一辈子。56岁的汪诚志已经不想结婚了，“找一个女人，我也养不活她。”他有些泄气地说，回家后有一段时间，他也曾想找一个女人，但那时已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我现在就想给我家老小(汪诚兴)找对象。”他说。

　　女人

　　岳西县青天乡计生办提供的数据显示，老鸭村的男女性别比为113.5。

　　从汪诚志的家往下走，不到200米的距离，就是44岁金家富的家。屋子里整洁干净，灶台还冒着烟，碗柜下面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装着十来斤的猪腿，那是他即将结婚的侄女送过来的。“她年后(春节)结婚，嫁到我们岳西县城。”金家富说。

　　20岁的王丽在家里开淘宝店一年，她说还没有想结婚，如果结婚应该也是嫁到外面。

　　村里年轻的姑娘都不愿嫁在村里。1月18日，24岁的姑娘王芳结婚，在家里刚修了一栋别墅的父亲，把女儿送到县城周边的男方家里。今年20岁的王丽，一年前因生病留在家里，现在每天打理她的淘宝店，“如果要结婚，肯定希望嫁到外面”，她说。

　　金家富告诉记者，村里的女人，不少外出打工就结了婚，很多嫁到了外省；一些后来回到家乡的女人，也都嫁到岳西县城及周边的乡镇，“年轻的女人都往外跑，上了年纪的女人又都结婚了。”

王泽平补充说，村里嫁出去的女人大约占到六成。而村里的男人“70%找的是外地女人，很多都是外出打工时找的”。

　　在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看来，男多女少会引发“婚姻挤压”。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高龄男性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男性会找农村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

　　十六年前，金家富打工认识一个外地女人，两年后，两人结婚回了老鸭村。2009年，老婆跟村里一个“光棍”跑了，从此他独自带着儿子生活。“说不恨是假的，但那有什么办法？”金家富说起前妻，露出复杂的表情。他掏出两人之前的合影：照片里的女人青春靓丽，有邻家女孩似的纯真。

　　妻子走后，他借钱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早晚接送小孩上学。“山里路不好走，骑车要二十几分钟。”金家富送了七八年，开始送到五六公里外的村部小学，后来又送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里中学。

　　他希望儿子读书走出去。村里“光棍”很多没读过书，条件也不太好，“留在村里没有什么出路”，金家富说。

　　不少村民如今种上茯苓天麻、茶叶和桑叶等经济作物，但金家富没有多少时间去做，更不要说外出打工。唯一让他欣慰的是，14岁的儿子成绩不错，上次语文还考了第一名。

　　去年8月，金家富收到一份湖北荆州的来信。45岁的离异女性李芬(化名)在信中说：“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资料，冒昧写信给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如果你及时联系了我，说明我们有缘。”信中，李芬留了手机号码和QQ号。

　　“我看到网上的新闻，所以写信过去试试。”李芬对记者说。事情源于2016年6月，某网站刊发了一组图片新闻——“光棍村的期盼”，里面写到老鸭村中“光棍”的故事，其中就包括金家富。

　　两人电话联系了一个月，李芬拖着一个粉色的箱子来了，金家富开着摩托车到岳西县城接她。

　　“我喜欢农村，觉得在城市飘了很多年，想在农村安定下来。”李芬在村里呆了13天，对老鸭村印象不错，对金家富感觉也好。

　　因为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李芬后来提出外出打工，“我又不会干农活，想赚点钱再回去。”李芬说，她把衣服及首饰都留在了金家，打算过年时再回老鸭村去。

　　两人十几天的相处，金家富是满意的，“当时觉得她还靠谱”，但李芬后来又叫他寄钱过去，因害怕上当受骗，金家富转变了态度。“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这个曾被女人伤害过的男人说。

　　但李芬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她并没有想骗钱，她去老鸭村也花了不少钱，“我还给他买了件皮衣寄回去。”李芬说，她没想到金家富突然转变态度，她现在已经不敢再回去了。

　　在李芬出现之前，金家富也曾在村里相过亲。三年前，隔壁村一女人老公过世，村里有人给金家富做媒，他满怀希望地跑过去一看，对方早跟村里一个“光棍”好上了。

　　“想找个离婚的，安安稳稳过日子，但在村里找太难了。”金家富说，他打算搬进新家前邀请李芬来，如果她愿意，他希望两人能好好过日子。

　　村庄

　　2016年10月，小卖部的水泥路爬上了汪诚志家所在的山坡，修到山下大约一里远的距离。这个偏僻的穷山村在悄然变化——

　　当年5月3日，老鸭村60KW的光伏发电站并网发电，乡里动员还没有道路硬化的自然村和生产组筹款，做硬化工程和“路窄改宽”。青天乡党委书记吴德全说，村里90%的家庭盖了新楼房，盖不起新楼房的19户，也成为了扶贫搬迁的对象，“像汪诚志、金家富他们，很快都能搬到新房子住了。”

　　2016年夏天，村委引进了某农业生态公司，流转山场近1800亩，种植了中药材皂刺、油茶，以及茶叶等，希望带动更多的农民致富。“如果肯干的话，养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村支书熊寿青说。

　　“以前(老鸭村)是青天乡最偏僻落后的一个村，现在交通和经济改变很大。”隔壁河口村村民纪卫华说。去年6月，一篇刊登在当地媒体的文章《脱贫纪实：青天老鸭村“双脱”记》称，“在支柱产业和一系列扶贫政策的推动下，老鸭村部分村民实现了先‘脱贫’后‘脱光’。

　　这个1600多人的村子，现在还有多少“光棍”？熊寿青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14年统计时，30岁到55岁的“光棍”有112人。去年和前年，村里每年有二十多个“光棍”结婚。

　　“四五十岁的光棍，错过结婚年龄后，现在很难找对象”，王泽平说。还有一些“光棍”因为身体或智力障碍，也没有能力结婚。

　　在像老鸭村这样的偏远山区，婚姻资源很大程度与经济实力相关。中新网曾援引一份调查称，越是偏远落后、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差的地区，彩礼越高，一些农村婚龄男青年因负担不起彩礼钱而长期单身，很多家庭因婚致贫。

　　去年夏天，老鸭“光棍村”的报道出来时，24岁的占继储正在上海上班，他为自己的家乡上了“头条”而惊讶，却也感叹“这是事实”——他的妻子是外地人，结婚时彩礼花费了十万左右。而王泽平告诉记者，即使在村里结婚，彩礼也要“两三万”。

　　媒体报道后，很多女人打电话到“老鸭村”村支部打听村里“光棍”的情况。“还有很多跑到村里来了，50岁的女人，25岁的女人也找过来，我介绍了下就把她打发走了，有几个在村里呆了好几天。还有一个美国人，开着一辆黑色的小车来了，跟我说要到越南带一批女人过来，我干脆不理她。”熊寿青说，报道出来后的两个月，他“每天都接到电话，影响很大！”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2010年牵头做的《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显示，接受调查的364个村庄，有约30%曾发生过骗婚行为。

　　对于这些外地来访的女人，老鸭村村民有了很强的警惕心：“来做什么，骗子呗……”“她们不可能待下来，还有25岁的……”“有两个女人跑来看我，我当时在外面干活，没有见面，为什么？你说谁敢相信啊……”

　　“没有一个留在村里。”熊寿青说，来村子里的这些女人，最长的在村里呆了13天——“就是到金家富家里的那个”。

　　1月6日，记者刚到老鸭村时，遇到六十岁的村民王军，他一边介绍村里的“光棍”，一边上下打量着记者，同时发出“嘿嘿”的笑声。而七十多岁的金声旺，听说记者要找汪诚志时，热心地告诉记者：“汪诚志不好，我给你找个好一点的，和你般配的。”

　　当大家都关注外来女人时，44岁的“光棍”姚国富，谈了半年多的女朋友“跑了”。“她去外面打工，还把我手机拉入黑名单，我打她电话也打不通了。”姚国富看着天花板说，他原本打算搬进新房就结婚的——那是一栋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平房。

　　村外

　　在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彭希哲看来，“光棍村”历来就有，以前主要受贫穷和人口流动的影响。

　　“从八十年代开始，每年至少100万的女性婴儿少出生，经过这几十年的积累，贫穷的男性成为‘光棍’的可能性增加许多。”彭希哲说，人口性别失衡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一直存在。

　　“光棍”这一群体，长期缺乏配偶照料和关爱，生理上缺乏满足的途径，成为名符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如果到外面打工，可能会比在村里好(找对象)一点。”翟振武说。

　　在老鸭村，1600多人中大约有20%的人外出务工。六年前，汪诚兴离开了老鸭村，来到浙江临安市青山镇打工。“刚来的时候，这周边都是农田。”坐在一栋崭新的玻璃房里，汪诚兴看着外边修剪过的花木说。

　　他是这栋大楼的保安负责人，但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两千多一点。“做保安最好的年纪是二十多岁，很多地方都需要形象岗，工资有三四千块钱一个月。”37岁的汪诚兴突然摊开双手，接着身体往后一靠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混成这样。”

　　因为家里穷，也不喜欢读书，初中毕业后，汪成兴辍学到安徽桐城县待了大半年，“去我大哥那里玩。”2000年时，老鸭村村小原来的老师走了，汪诚兴成为那里的代课老师。

　　“开始300块钱一个月，后来500块钱一个月……”那时，学生数量已经很少了，最多的时候三十多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十几人，有个别学生只比汪诚兴小几岁。

　　汪诚兴赶上了21世纪初的“撤并村小潮”，各地农村学校的布局大调整，很多村小消失。2007年，他所在的学校也撤销了。

　　汪诚兴离开了家乡，来到四哥汪诚东所在的浙江临安市打工，希望就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此前在村里教书的六七年间，他没有谈过一个女朋友。“年纪相仿的都出去打工结婚了，年纪小的不少都是我的学生。”离开“老鸭村”时，他已经超过二十八岁。

　　一开始在工厂做工，汪诚兴感觉受到歧视，“好的岗位都给了本地人”，他又进了一家保安公司。

　　“当地人认为保安是老头儿做的工作，年轻人做保安都是因为平时比较懒。”汪诚兴说，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做什么。他喜欢安稳的生活，当上一家待过的保安公司提出将他派往杭州时，他拒绝并辞了职，“哥哥在临安这边，我想我们都是‘光棍’，如果分开了，不知道有什么动力努力……”。

　　四哥汪诚东在水泥厂搬运水泥，每月工资四五千块钱，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外出打工；三哥汪亚明五六年前从家里出来，跟汪诚兴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后因同样的原因离开了公司。“他眼睛有问题，原来在家里被火烧伤了。”汪诚兴说起三哥汪亚明，后者找了一份园丁的工作，每月工资一千多块钱，在外面租了个三百块钱的房子。

　　十几平米的房子里，有一台老式空调，21英寸老式彩电，是他们花几百块钱买的。汪诚兴说，三兄弟两三天就会见一次。平时除了上班外，他偶尔看看电视或者新闻。

　　2009年，通过朋友的介绍，汪诚兴与临安市昌北镇一位姑娘相亲。“女孩妈妈说我们属相不合，仅仅就见了一面。”三年前，汪诚兴和临安市一女孩交往，结果女方说没感觉，半年后两人就分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太诚实了吧”，汪诚兴称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而47岁的汪诚东和49岁的汪亚明，如今几乎已放弃找对象，“他们就希望我能找到”，汪诚兴说。

　　早几年开始，汪家几兄弟就想凑钱在临安市买一套房子，当时汪诚兴心想，如果买了房子，找女朋友应该容易些吧！

　　1月17日，四哥汪诚东坐车回了老鸭村。当天中午，留在临安市的汪诚兴指着单位对面的一个小区说：“对面的房子现在涨到9000块钱一平米，我们首付都不够付了。”

　　2012年11月，发表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的文章《“光棍”聚集与社区公共安全——全国百村调查的研究发现》认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对婚姻和性的渴望往往刺激买婚、骗婚、性交易和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大龄未婚男性正常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缺失,带来其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刺激了该群体内部打架斗殴、抢劫、婚姻买卖、性侵害等违法罪行为的发生。

　　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看来，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一方面要发展地区经济，提高这个群体的谋生技能。另一方面，针对农村高额的彩礼，要倡导移风易俗。对已经年长的“光棍”，政府还要妥善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