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曾经拥有较高人气的综艺访谈节目都遭遇过收视率下降或停播的窘境（制图 张海宁）

　　从《康熙来了》停播，到《超级访问》《非常静距离》的停播，再到《鲁豫有约》不断转换播出平台，《杨澜访谈录》重新包装成《人生相对论》，在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访谈类节目悄然拉下一块又一块幕布。

　　近几年，许多曾经拥有较高人气的综艺访谈节目都遭遇收视率下降或停播的窘境，曾经红极一时的王牌访谈节目，为何逐渐黯淡甚至悄然落幕？访谈节目的生命周期究竟应该多长？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访谈节目？

　　创新能力不足 盈利模式欠缺

　　我们先来看看鼎盛时期访谈节目的盛况。以《康熙来了》为例，这个台湾电视谈话性娱乐节目于2004年开播。当红明星加盟、主持人辛辣活泼的调侃、互联网的大力传播、台湾节目制作的宽松尺度，让《康熙来了》在华人电视界走红。然而，即使是这样一档辉煌一时的节目，也在今年1月14日结束了长达12年的录制生涯，而这背后的原因，与其盈利模式的欠缺不无关系。

　　制作经费一直是困扰《康熙来了》的一大问题。《康熙来了》一集预算50万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10万元，不含主持人酬劳），其中包含录制费、摄影棚租赁费、布景费、道具费、音效费、梳化费等，而这在台湾已属同类节目的最高价。而相比大陆节目《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等每集1000万元的预算，台湾综艺访谈节目一直处于“很差钱”的状态。

　　再看看《超级访问》和《非常静距离》，曾经也以令人耳目一新的采访风格在访谈节目中独树一帜，在网络还不算太发达的年代，《超级访问》一度成为明星和普通人交流的桥梁，主持人清新活泼的风格也在一向严肃的国内访谈节目中成为一股清流。然而，这样的节目依然难逃被停播的命运。《超级访问》播出16年，在同类节目中算“高龄”和“长寿”了。究其原因，有专家分析，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很大，很多电视节目都面临生存压力，制作节目的成本和风险不断加大。

　　谈到访谈节目，不得不提“叱咤风云”却命途多舛的《鲁豫有约》，该节目已坚持10多年，先后转战4家电视台，从2002年在凤凰卫视开播，到2008年湖南卫视购买其内地独播版权，两年后又被卖到安徽卫视，今年4月播出平台又变成旅游卫视。作为能量传播的王牌节目，《鲁豫有约》已完成4000余集栏目制作，其也在不断挑战和创新，2015年下半年，《鲁豫有约》推出香港女神季系列，主持人开始走出演播室，去外场地采访。2015年底，《鲁豫有约》所属的能量传播在新三板上市，陈鲁豫一跃成为能量传播第五大股东。今年，《鲁豫有约》又推出“大咖一日行”等创新形式节目，嘉宾王健林的一句“先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挣他1个亿”一时在网络掀起不小的波澜。

　　但即使这般努力，《鲁豫有约》年收入也不过几千万元。栏目持续盈利能力不强、制作成本上升、网络衍生收入下降等，导致《鲁豫有约》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

　　被誉为高端访谈节目的《杨澜访谈录》，和《鲁豫有约》《名人面对面》《艺术人生》《超级访问》等算是同时代的优秀节目代表，不同的是，杨澜访谈录的嘉宾如布什、基辛格、克林顿、希拉里、李光耀等，在同类节目中显得“更高一筹”。但曲高和寡，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在大众消费群体面前，《杨澜访谈录》不得不面对收视率下滑的现实。曾经的《杨澜访谈录》是赢利的金牌电视栏目，销售到全国几十家电视台，年广告额达1000万元，并发行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社区，全球观众超3亿人。但在收视率方面，只能说《杨澜访谈录》的影响力远大于收视率。现在，该节目也在探索转型与升级。

　　对于上述访谈节目的停播，西安曲江创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贾琪表示，政府导向和大众文娱的取向渐变导致收视率下降，进而导致传统综艺节目没有利润支撑。不过，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胡鹏认为，综艺节目没有常青树，节目本身就有一定的周期性，没有一档综艺节目能长盛不衰。《实话实说》《艺术人生》等节目的先后“下岗”就是证明。

　　原创回报不足 人才出现断档

　　自媒体“冷眼看电视”创始人杨智帆对记者表示，从节目自身内容来看，访谈节目遇到了发展瓶颈，节目创新不够，原创能力不足，产品升级欠缺。但现实的情况是，提供原创优质节目内容的团队并没有得到市场的充分肯定。在美国，一个访谈节目或原创节目的提供者有很高的市场回报，如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的一个日播节目，每年能给她带来2亿美元至3亿美元的收入。但我国是制播分离模式，一个节目卖给电视台时，是一种带广告的发行方式，只能在广告金额和制作费上赚取差价作为利润，而且利润非常少。原创得不到相应回报，也让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不敢投入。其实，对好的原创内容，互联网公司也可以购买，大众也越来越愿意付费观看，好的节目就应该得到好的回报。

　　没有利润回报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人才出现断档。例如，康熙制作团队常年保持在10人左右，这些人要完成选题制作、邀请艺人、采访、撰写故事脚本、制作道具、现场拍摄、后期制作、传送录像带等所有制作任务，所有人都身兼数职。其实，制作好一档优质内容的访谈节目，幕后团队至关重要。杨澜在美国留学时，曾与美国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交谈，他们的节目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专家团队。记者负责发问和组织内容，专业方面则由专家和学者来做功课，各司其职，整体策划编排精细到位。

　　《60分钟》的记者平均年龄接近70岁，这样的一个幕后团队对于国内电视节目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60分钟》的主要记者华莱士、莫利·塞弗和丹·拉瑟等，头发已经灰白，华莱士80多岁了还四处采访做节目，主播莫利·塞弗也已经70多岁。

　　消费群体变化 新型节目冲击

　　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看来：“一方面电视台的影响力在下降；另一方面，大型娱乐节目竞争激烈，集中度高；消费群体也发生了变化。”

　　贾琪也表示：“市场消费主题的转变，导致现在的‘80后’‘90后’更关注互动型网络综艺节目，传统节目和传统管理模式不再适应市场上创新多变的自媒体。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仅加速了内容的推陈出新，同时也缩短了节目的生命周期。但不管是电视综艺还是网络综艺，内容为王依然是不变的道理，只有内容被观众肯定，进入二次传播，才能产生理想的传播效果，扩大节目影响力。”

　　杨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新媒体的崛起使人们的收视习惯、获取信息的习惯发生了很大改变，访谈节目提供的信息要比一般性介绍深得多才行。”因此，2016年《杨澜访谈录》做了两个调整，一是把外国嘉宾的故事带给中国观众，把中国的故事讲到国际上，全英文版的《杨澜访谈录》在YouTube等英文网站播出。二是将每周一集的播出方式变成季播方式，就某些主题对相关人物进行纵向集中采访。

　　在老牌访谈节目遭遇瓶颈时，《金星秀》《奇葩说》等新型节目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老牌访谈节目的影响力。杨智帆表示：“新型节目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的谈话内容，而互联网也为这类节目提供了充满想象的空间。”譬如《奇葩说》新锐的辩论形式和大胆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在第一季就吸引了7家广告客户，第二季招商破亿元，达到一线卫视综艺节目的标准。

　　对于这类新型访谈节目的崛起，杨智帆认为，一是节目主持人或节目形式本身具有新鲜感，二是大打年轻牌，表达内容和方式年轻化。《超级访问》制作人赵静说：“简单地说，就是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观众的审美也在变。不过，综艺节目短命也不一定是坏事，在找不到新的商业盈利模式下，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实现正常换血，才会有更好的节目出现。

　　同质现象严重 文化品位不高

　　其实，经常收看访谈节目的观众不难发现，各个访谈节目请来的嘉宾经常“撞脸”。以《鲁豫有约》和《非常静距离》为例，这两档节目同为大众化人物访谈节目，访谈对象的重合度较高。同样的明星、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回答，长此以往，节目自然走入一个死胡同。

　　此前，《非常静距离》曾进行过创新，抢占零点档，话题开放，观众参与，但还是没能掀起新的波澜。而且，由于嘉宾的高度重复，观众的关注度和点击率更低。不过，节目制作人对此也有自己的苦衷，因为专访的明星都访遍了。而《鲁豫有约》也尝试过做普通人的专访，可是，这样收视率就更没有保障。

　　对此，胡鹏表示：“节目本身缺乏创新，访谈嘉宾资源的重复与商业利益的驱使不无关系，再加上制作人或电视台急功近利的运作，导致一些访谈节目出现庸俗化倾向，让有文化的观众远离电视。”虽说目前的综艺访谈节目中不乏雅俗共赏、寓教于乐、健康向上的内容,但总体上文化含量仍然较低。娱乐至死、没有文化品位、不能满足观众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不能带给观众更多价值观，也是访谈节目疲软的一大原因。

　　纵观这些年来访谈节目的发展，一些制作方更关注的是嘉宾够不够大牌，舞台够不够绚丽，观众够不够痴狂。而很少有人关注主持人采访的功力、嘉宾谈话的真诚性、节目制作的品质。“在西方，脱口秀节目是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一把解读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钥匙。而我们处在一个浮躁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很多电视节目陷入一个雷同的套路，纯娱乐、瞎热闹，娱乐完了，我们能带给年轻人什么呢？一个成熟的社会还是需要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节目，让更多年轻人从娱乐中拔出来，给年轻人留下点正能量和文化内涵。”贾琪表示。

　　另外，访谈节目似乎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模式，每位嘉宾都是——诉说成功现状、回忆当年坎坷、总结人生感悟。“一个有力度的人物访谈节目应该形成有机锋的谈话，并确立独特的节目架构，充分发挥谈话节目的参与性、对抗性因素。”有业内人士表示。

　　正如主持人曹可凡所说，我们相信，谈话类节目依然方兴未艾，只不过会不断有人出去、有人进来。访谈节目以后还会有很多，而且会有更多不同的风格，不同时代会出现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