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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速度》作者王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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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中国高铁之道的权威揭秘与解读——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速度》作者王雄访谈录

 

  中国网新闻8月9日讯 高铁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是很多中国人近年来的深刻感受和体验。人们关注高铁,认可高铁,期盼着对中国高铁更多的了解。最近,外文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铁路作家王雄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速度——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纪实》,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这部作品是作者探秘中国高铁成功之道的拓荒之作。作品系统地梳理了中国高铁发展的艰辛历程,总结了高铁创新发展的中国经验,展示了中国高铁的亮丽名片,是“中国速度”的深刻表达。《中国速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首版几天内销售一空。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一本书竟然如此走火?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速度》的作者、《人民铁道》报社长王雄先生。

 

  记者:作为作者,您认为《中国速度》这本书的出版意义的关键词是什么?

 

  王雄:我并不认为,《中国速度》写得有多么好,毕竟受制约的因素很多,像中国高铁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二十多万字的文字,只是九牛一毛。我曾经与一些专家学者探讨,为什么境外势力那么热衷于炒作“中国高铁是剽窃的,是新干线的翻版,侵害了别人的知识产权”?除了“敌对势力良心大大地坏”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讲清楚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譬如说,有人一夜之间暴富了。别人肯定怀疑你的财富来历不明,不是偷来的,就是抢来的。因为你没有发财的时间和过程。我们过去宣传中国高铁,总热衷于强调“五年走过了发达国家五十年的路”,这就给人一个“暴发户”的印象。在《中国速度》的写作过程中,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采访了许多参与者和见证者,清晰地梳理出中国高铁的发展历程。从1990年铁道部上报《关于“八五”期间开展高速铁路技术攻关的报告》算起,到2015年底“四纵四横”中国高铁网的基本形成,中国高铁发展整整走过了25年的发展历程。因此,我在全书的结尾引用了2015年11月26日李克强总理邀请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乘高铁时讲的一段话:中国高铁是我国多年来经济发展、技术进步、装备升级、工程建设人才成长多方面因素累积的成果。

 

  我以为,讲清楚中国高铁发展的过程很重要。这本书的关键词一个是“中国高铁”,一个是“前世今生”。两个词连接起来,就是《中国速度》这本书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

 

  记者:阅读《中国速度》,深感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尤其是在人物与事件的处理上,简洁明快,有一种纲举目张的效果。请您谈谈这种写作快乐。

 

  王雄:这部作品属于事件性报告文学,即以写事件为主,讲故事,答疑问。我采用了“以线穿珠”式结构,借用电影电视“蒙太奇”的镜头连缀手法,以时间为经,经空间为纬,“全景式”报告中国高铁发展的艰辛历程。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单个人物出现在单个事件之中。人物刻画,服从于事件展示。人物只是简略地粗线条描写,重在反映不同人物共同的精神特点。这部作品涉及的内容十分宏大,若从1825年英国修建第一条公共报务铁路算起,至今铁路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其中,中国高铁25年,国外高铁半个世纪。这一段历史的起点是以蒸汽机问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在这两百年里,铁路发展迅猛,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进程,速度改变了世界。高铁作为一种大国技术,是高新技术的集成。要表达好这一宏大主题,我以为,梳理清楚发展脉络很关键,也就是说要搭好骨架,用逻辑性的事件进行串联,纲举目张,让事实说话,让数据说话。有学者统计,全书涉及的高铁数据多达2600多个。

 

  著名报告文学家李炳银认为,《中国速度》是一部宏伟精简、系统流畅、真实感人,史文兼有的成功作品。自然有区别于那些工程建设档案堆砌呈现,陷入矛盾施工过程叙述不能自拔,不能线索清晰重点突出而繁褥冗长等缺点的作品。

 

  记者:《中国速度》的书名很气派、很响亮,请问您出于一种什么考虑?

 

  王雄:对这个书名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中国高铁的发展速度,包括中国高速列车创造的速度,中国高铁工程建设的速度,中国铁路的发展速度。作品中,我紧扣中国高铁速度做文章,层层递进。我先后写道:“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快‘风时速’,是1934年在美国华盛顿测到的371.5公里。”“2008年6月24日,国产‘和谐号’动车组在京津城际铁路运行试验中创造出394.3公里新时速。”“2010年12月3日,国产‘和谐号’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先导段综合试验中,创造了世界运营铁路最高时速——486.1公里。”中国速度,超越“风时速”。我们的时代,是风一般奔跑的时代。“中国速度”的主题,油然而生。从广义上讲,中国速度,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速度。本书将改革开放就作切入口,一路高歌猛进,就是中国速度。

 

  记者:《中国速度》之所以深受读者喜爱,我以为,关键是回答了读者关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中日高铁技术之争、中国是否拥有高铁核心技术、中国高铁债务危机等,请您将有关情况简略地向读者介绍一下。

 

  王雄:我以为,在当今中国诸多重大科技进步项目中,高铁成果是最能直接惠及让老百姓的。老百姓享受到了高铁带来的便捷和快乐,大家关注高铁,当然也就很好奇高铁。在许多人的眼中,中国高铁本就是一个谜,似乎是从天而降。不仅中国人会提问,外国人也经常对中国高铁提出质疑。这些问题如归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是否掌握高铁核心技术,是不是拥有全部的知识产权?二是中国大规模建设高铁划不划算,是不是很有必要?采访中,许多问题并没有现存的答案。如中国高铁技术平台问题,中国中车就有多种说法。这就是需要作者综合多方面的意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归纳,最后得出结论。在写作中,我不回避矛盾,勇于正视问题,拨开迷雾,释疑解惑。写作过程中,我经常浏览各类网站,对网民关心的高铁问题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在书中设置问题,有针对性进行解答。我以为,《中国速度》这部作品,对读者所关心的有关中国高铁的问题,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可以说基本上都解答清楚了。

 

  记者:您在《中国速度》的采写过程中,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王雄:最大的难度是,如何清晰地总结梳理中国高铁的发展过程。对一些敏感问题,如高铁债务、高铁外交、高铁亏损等,既要力争说清楚,又不能触碰底线。在此之前,对中国高铁的宣传都是碎片式的、零散的,没头没尾。曾一度,高铁宣传基调偏高、号口太响,效果不佳。刘志军腐败案后,高铁宣传一度成为禁区。写作这部作品,不是组织上派的任务,也没有人领导给我定调,因为是我要写,一切都只能是由我把握,由我负责。这的确对我是一个极大考验。由于工作上的便利,我有条件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采访了许多中国高铁的参与者、见证者,包括高层领导者和决策者。我有条件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冷静地思考许多问题。我的许多领导,既是领导又是朋友,一同帮助我分析问题,帮助我把关定向,我心存感激。我很庆幸,我是这个时代的宠儿,采访写作尽管很艰辛,但我收获了很多很多。

 

  记者:中国高铁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展示了国家形象,在采访过程中,有没有让您特别感动的人和事?你的写作动力在哪里?

 

  王雄:我采访过一位动车姑娘。她告诉我,她曾经与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有一段对话。那是京沪高铁刚开通时,这位美国记者随车采访。动车姑娘发现,这位美国记者对车上的什么都好奇,想必他是第一次坐高铁。列车正点到达上海虹桥站后,在站台上,这位动车姑娘用英语问道:“美国有高铁了吗?”记者摇了摇头回答说:“基本没有。”姑娘沉默了一会说,“哦,真的吗?”说完,姑娘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笑容。我很感动这个细节,我把这个细节写进了作品里。我写道,对于一个二三十年前还在用蒸汽机车的国家来说,中国高铁值得骄傲。这种骄傲不经意地表现在列车员身上。姑娘的笑容分明在问:中国的高速列车能开进美国吗?

 

  采访中,我结识了许多高铁司机、检修师、线路工程师,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北京动车段高铁指导司机李东晓,享有“中国高铁司机第一人”之誉。他曾担当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开通的首趟乘务任务。他曾经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演讲自己的高铁司机经历。他沉着冷静,技术高超,中央领导考察高铁,都是他担当驾驶任务。李东晓对我说,一登上高速列车驾驶室,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我多次跟随李东晓登乘高速列车采访,感受一名中国高铁司机的情怀和责任担当,获得许多真切的体验,这些都是支撑我写作的强大动力。

 

  记者:《中国速度》图文并茂,采用了当今国际流行的表现手法,书中插入的许多中国高铁的大幅照片,非常精美,非常大气,给人一种阅读的美感。在选择这些图片时,您出于那些方面的考虑?

 

  王雄:当今是图文时代,读书的视角美感很重要。何况在广袤大地飞驰的高速列车,如流星一般,呼啸而至,一闪而过,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我一直在铁路宣传部门工作,许多朋友是摄影家或摄影爱好者,有的还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摄影家。我有这个挑选最美高铁摄影作品的资源和条件。另外,2015年底,中国铁路摄影家协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次“中国高铁摄影大赛”活动。我在参观摄影展时,被眼前一张张高铁照片震撼了。当时我就想,要将这次大赛的获奖作品全部收入《中国速度》。事实上,在我的朋友、著名摄影家原瑞伦先生的大力支持下,我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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