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钟焓：“内亚视角”能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
访谈︱钟焓：“内亚视角”能给历史研究带来什么
2016-05-13 14:09:59
钟焓先生本科、硕士均在北大考古学专业就读，师从林梅村先生。因为对历史考据发生兴趣，他转入了史学研究。获得北大考古系硕士学位后，他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专门史方向攻读博士，毕业后，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工作至今。他的研究方向一直属于民族史，只不过在研究路数上，他远远超出一般的族别史或者民族关系史范畴，倾向于采取一种打破族别界限的视角，在更大的时空纬度上考察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以及双方的联系与互动等。此次访谈，就体现出了他的治学特色。而他对辽史的关注，也因为他所采取的“内亚视角”，体现出了非同一般的学术广度与深度。
何谓“内亚研究”
澎湃新闻：内亚是当下中国历史研究的热门词，但是不同学者、不同文献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所指往往不一。在您看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内亚”这个概念？
钟焓：“内亚”确实是一个界定起来颇费思量的概念。首先，它无疑属于翻译成中文的外来词。以我粗浅的观察，“内亚”一词起初应该主要是流行于英语世界，即英语的Inner Asia，日后才逐渐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频繁使用的专用词。总之，它出现及流行的时间并不太长。与人们耳熟能详的“中亚”（Central Asia）相比，“内亚”似乎更多地在学术场合使用，而“中亚”一词则不仅在学界流通，甚至也被大众传媒广泛运用。
在作为学术用语的“内亚”一词流行之前，法国学界长期以来惯于使用“高地亚洲”（la Haute Asie）一词，这大概根植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地理学观念。在当时的欧洲地理学家看来，远离亚洲海岸线的内陆腹地都被海拔相对较高的山脉和高原占据。像伯希和撰写的一本介绍内亚历史文化的概论性著作就叫作《高地亚洲》。至于俄国、德国学术界，过去则倾向于使用“中部亚洲”和“中央亚洲”这两个含义接近但又彼此区别的专业术语——前者对应俄语的Средняя Азия、德语的Mittelasien；后者对应俄语的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德语的Zentralasien。第一个概念主要是包括今天的中亚五国及其邻近地区，第二个概念起初包括的地区非常广阔，大致从里海东岸一直延伸到蒙古高原一带，不过后来在实际运用中逐渐缩小到专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腹地。
2008年，一位德国学者出版的论内亚古突厥人历史的专著就叫作《中部亚洲和中央亚洲的古突厥人时代》——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该书主题主要涉及古突厥人在蒙古高原和中亚河中地区（Mawarannahr）两大区域的历史活动，这位学者认为，“内亚”包括的地理范围非常广泛，往往还涵盖了黑海北岸、乌拉尔河-伏尔加河流域以及西藏、满洲和外贝加尔地区，而上述地区一般来说并非该书在考察古突厥人历史时所重点关注的区域。由此可见，“内亚”这个概念，在应用中有方便之处，但的确包涵太广，很容易遭到质疑。他所谓的“内亚”竟被用来指代西起南俄草原、东抵黑龙江下游甚至库页岛一带的极其广袤的地区，有时其北限接近北极地区，南限则止于青藏高原。显然，其中不少地带的生态差异很大，如直接濒临漫长的海岸线的中国东北和俄属远东，就与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腹地明显不同。将它们共用一个术语来概括，至少从生态环境上来说确实有些牵强。
澎湃新闻：那么，当初这一概念的提倡者是如何处理定义严密性的呢？
钟焓：关于如何定义“内亚”，塞诺先后发表过《论中亚欧亚》和《何为内亚？》两文来详细介绍其观点。在他的概念界定中，内亚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实际上可以相互置换。而他对内亚概念的类似梳理也见于由他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的导论。塞诺坦承，内亚这一术语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实在太广，无法用统一的经济生态或自然环境来定义；在他看来，内亚作为学术概念的生命力恰在于这一巨大的区域在人类历史上总是成为挑战欧亚各大文明的蛮族的活动舞台。简言之，在塞诺构建的欧亚大陆历史观中，传统文明的承载者与来自内亚的蛮族之间的冲突对抗与交流互动，构成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主线；而在承受蛮族影响这一点上，欧洲与中国在历史上均未幸免。因此，他在《剑桥早期内亚史》中不仅为影响中国历史甚大的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设立专章，而且把在欧洲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匈人、阿瓦尔人以及南俄草原的游牧民族也一同囊括进来，以此呈现内亚民族作用于整个欧亚大陆历史进程的全貌。这样一来，“内亚”在塞诺的定义中所展现出的地理广袤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补充的是，早在塞诺之前，拉铁摩尔已经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一书，随后在欧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大概是第一部将“内亚”作为关键词嵌进书名并大获成功的西文学术经典。当然，拉铁摩尔关注的“内亚”只限于处在当时中国国境以内西-北边疆的几大地理板块，远远没有像后来塞诺定义的那样宽广。不过正因如此，它才适宜被定性为一部中国史著作，而非像后来陆续出现的许多以“内亚”命名的专著那样，实际上已经部分或者全部属于世界史的范畴了。不过，在拉铁摩尔所处理的满洲、蒙古、新疆、西藏这四大板块中，只有蒙古草原才被他视作最典型的边疆历史，而其余三大板块所对应的各自社会均被当作蒙古草原历史的各种变形。
基于拉铁摩尔此书的影响，并结合国内史学界的通例，我们不妨把狭义的“内亚史”聚焦到对以上四大板块及其邻近地区的研究之上。从范围上看，它仍然与传统的中国史研究有着较多的交集，尤其是与国内专门史下的民族史研究有着更多的重叠。至于那些以南俄草原、高加索地区以及西伯利亚的历史为考察对象的内亚史研究，在当前的学科划分中，则仍应被置于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内。当然，在目前国内历史学大学科中设有三个平行一级学科的基本背景下，也可以尝试将内亚史打造成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一座桥梁。就这一点而言，提倡内亚史的研究，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因为专业设置所造成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彼此隔阂、缺少交流的封闭局面。
澎湃新闻：目前国内史学界对该术语的接受程度如何？
钟焓：作为学术概念的“内亚”一词被国内史学界所接受，在时间上则要明显晚于日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至1942年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所设立的“蒙古善邻协会”就创办过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内陆亚洲》杂志。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东洋史学界又在东京成立了欧亚学会，并于1955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以纪念斯文·赫定为主题的《内陆亚洲之研究》，所收论文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个方面。此后，以内陆亚洲为名称的日文学术出版物渐趋增多，而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史研究纳入“内亚史”的框架，以取代战前带有浓厚政治性的“满蒙史”一名，也逐渐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共识。在此前后，与内亚有着密切关系，并在指代地域上常常与之重合的“中央欧亚”、“北部欧亚”等概念也在日本学界逐渐流行起来。
相比之下，国内学术界在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引入了民族史的研究理念，因此地域色彩突出的内亚史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相应重视。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有赖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运作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国际学术项目的启动，与之关联的“内亚”概念才逐渐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当时以南京大学历史系韩儒林先生及其弟子对它的接受最为明显。而韩先生于1983年去世以后，国内外的学界同仁有了编辑一部文集以志纪念的动议，这部文集也就是最终在1996年问世的《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它应该是国内第一部以内亚作为书名的史学著作。同时以内亚史作为主要研究分野的学术路线在韩先生培养的弟子那里也得到了清晰的延续。以后随着中外学界的交流日趋频繁和获取外文资讯的途径日渐通畅，这种以内亚为重心的地域史研究范式在最近十多年得到更多学人的积极认同，突出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外关系研究室所承办和编辑的多种学术出版物。可以说，在当今国内学界，该室和南大历史系是内亚史研究的两大重镇。
澎湃新闻：说到“内亚”，不免牵涉到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如“内亚性”、“内亚视角”、内亚因素等，这些概念也被诸多学者在不同论文中加以应用。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些学术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的学术研究？
钟焓：坦率地说，我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失于片面。这主要是因为我对内亚的知识了解基本都是来自课堂和图书馆，缺乏在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考察的学术经历；而要很好地梳理回答上述问题，相关的实地考察工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以我十分肤浅的体会，由内亚这个术语衍生出的诸如内亚性之类的概念渐渐出现在学术研究中，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学界共识：内亚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并非像我们以前熟知的民族史那样，完全附属于中国史之下；另一方面，内亚史和中国史之间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大幅度的重合部分，将两者割裂对立起来也是不足取的。从 “内亚性”在年轻学人当中引起的共鸣来看，未来有希望成为国内史学界的一种主流认知。这也意味着深入探究中国史的内亚性或许会成为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和理念，对比之下，此前我们强调较多的民族史主要关注的还是族别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领域，往往缺乏从更为宏观深入的层面把握思考中国历史的变迁与走向。
当然，对内亚性、内亚因素、内亚视角这类衍生概念，学者彼此之间的界定可能时有出入，不尽一致；对此自然也不宜强求。着眼于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的深度作用与长期影响，我们不妨把这种影响化约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与变形；二是政治观念方面的浸染体现；三是大众层面的特定外来习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流变。
澎湃新闻：您能具体说明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吗？
钟焓：罗新教授有一篇《黑毡上的北魏皇帝》，重点探讨了属于“代都旧制”下的北朝皇帝和后来蒙元君主的即位仪式，似乎适宜被归入第一层次，彰显了内亚独有的政治传统在传统华夏帝制文明的大背景下的延续轨迹。而最近川本芳昭在其新书中将北朝的鲜卑人内朝亲信侍从集团、辽金统治集团的著帐官制度、元朝的那可儿-怯薛政治群体等进行类比研究以后，所揭示的结论大体上也属于这一层次。同属于此的，还有杉山清彦在《大清帝国的形成与八旗制》第五章《作为中央欧亚国家的大清帝国》中，对八旗制、分封制与侧近侍卫制与蒙元帝国做的比较研究；志茂硕敏在《蒙古帝国史研究正篇》第三部《中央欧亚游牧国家史研究上的终极课题》中的相关展望等。由此可见，内亚政治传统以制度化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长期延续是日本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这方面他们也取得了若干有启发性的成果。显然，这是因为日本很早就引入了内亚史的研究范式，这一学术流派在东洋史学科下业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当然，毋庸讳言的是，日本学者在将内亚史与中国史相结合时，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具体结论，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至于第二层次，也就是内亚元素在观念上对中国政治文明的形塑改造，有一个突出表现：传统君臣之间是天子-士大夫的格局，而内亚政治传统中则存在着历久不衰的主奴观念，后者对前者形成了侵蚀。现在学界大体已经取得共识：辽、金、元、清四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奴关系弥漫和渗透整个官僚统治体制的现象。换言之，与君主存在主奴关系的对象，绝不仅限于和君主同族或存在传统亲密联系的特定群体，相当程度上，还包含了通常由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汉人文官集团。这也意味着，历来儒家政治伦理中崇尚讲求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则，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和消解。主奴关系在官僚体制中的扩散泛化与长久延续，很可能又是导致宋朝以后中国君权专制的程度愈发加强的根源之一。同时，这种关系也是长久以来维系中国与内亚之间政治秩序的一种基本手段。我们从《册府元龟》所载的粟特城邦君主致唐玄宗的国书，直到晚期满文档案中所见的清朝-哈萨克之间的主子-属民关系，都能发现它的踪迹。
不过，我们对政治层面上“内亚性”的界定也应该趋于严密，不能罔顾基本事实而动辄滥用。举例来说，1634年皇太极从蒙古察哈尔林丹汗遗孀处获得了所谓的元朝传国玉玺，两年后就把国号从“金”改为“清”。国外有个别学者将之解读为清朝继承蒙古的政治遗产，将清朝定位成所谓“中央欧亚型国家”，从而把清朝从中国正统王朝的谱系中剔除。然而，传国玉玺恰恰不是内亚政治传统中素有的象征正统的基本权力符号，林丹汗和皇太极看重所谓传国玉玺所承载的正统性，反而凸现出中国政治传统对内亚政治传统的改造。
中国历史中的第三类“内亚性”，表现为汉族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受到的内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反映在衣食住行、娱乐、艺术、宗教甚至行为规范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过去历史研究者常用略失笼统的“胡化”一词指代的许多具体事物、现象，其实都与“内亚性”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向达、薛爱华、贾敬颜、吕一飞、陈三平等学者的著作中找到较为集中的答案。而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某些汉语词汇，如马、哥哥、荷包等，词源上很可能来自内亚地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杨虎嫩对“马”的词源学考察，以及陈三平和司律思对“哥哥”和“荷包”两词所作的个案研究。不过，按照多年以前葛晓音的一个概括性论断，这第三类表征中的许多具体现象如衣食住行等所经历的“胡化”都属于较浅层次的文化接受行为，还不足以显示汲取它们的汉族群体已经在精神面貌上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澎湃新闻：您举出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来解释何为“内亚性”与“内亚视角”，能否再请您结合具体例证为我们说明一下？
钟焓：不妨这样说，“内亚视角”是一种站在内亚民族的立场上，对历史现象的独到观察和解读。可以举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靖难之役”为例稍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本来这次夺权之争所涉及的两位人物明成祖朱棣和惠帝朱允炆是辈分存在明显差异的叔侄关系。仅仅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两年，前往中亚帖木儿汗国的西班牙使者就在撒马尔罕附近获悉了发生于明朝内部的这场政变。不过使臣从当地打探到的消息却是明朝皇帝去世后，遗嘱规定帝国疆土由三位皇子分别统治。结果大太子试图兼并两位兄弟的封地，以致引起了内战。最终大太子因战事失利而自焚身亡，新的天子随后即位，并遣使出访帖木儿汗国催索贡品。因此，叔侄之争的信息传到了中亚一带以后，被改换成了兄弟冲突。耐人寻味的是，在后来的《黄金史纲》等蒙古史书中，同样是将此次内战说成是名义上的兄弟之争，只不过一为洪武皇帝的亲生子，一为被洪武帝当作义子抚养长大的元顺帝之子。
以上这类故事，很可能并非史实，背后反映出的是内亚民族习惯用一种兄弟相争的叙事模式来解释统治权力在男性亲属之间的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统治家族的分裂-再生现象。如果深入挖掘产生这一叙事模式的社会机制的话，这显然与傅礼初总结的内亚民族中常见的“血腥的竞争继承制”有着内在的关联。同时，人类学家克拉德在《突厥-蒙古人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也揭示了草原游牧社会的一种二元化模式：部落首领晚年在分配政治遗产时，经常倾向于将政治头衔传授给社会经验和阅历人脉都相对丰富的长子，又将部民财产更多地赐予通常肩负“看家守灶”之责的幼子，这样一来，更是为容易发生权力竞争的兄弟双方同时都打下基础。因此，帖木儿汗国的民众和草原上的蒙古人不约而同地把本为叔侄之争的“靖难之役”重新解读为符合他们自身观念的“兄弟之争”。这一不合史实的刻意修改恰恰正是以“内亚视角”理解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
澎湃新闻：您曾经从“内亚视角”出发研究辽史，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成果？
钟焓：我曾在《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上发表《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具体的分析、考证，这里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寻找原文阅读，不妨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结论。
十一世纪后半期成书的 《突厥语大词典》及其他穆斯林史料中曾经提到，在契丹和西夏边境有一座“可敦墓”，有些学者认为，它位于河西走廊北方或漠北草原的可敦城等地方，但经过考证，我认为，“可敦墓”其实是相传为王昭君墓的“青冢”，并且还被用来指代处在“青冢”附近的辽代西南面招讨司的治所丰州。
丰州在辽代东西交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这既是因为它恰好位于传统意义的北方丝绸之路要道上，又得益于十世纪后期夏州党项势力的突然崛起。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大量考古成果显示，这条穿越广袤漠南之地、主要联接辽东与河西，甚至还可以继续向西延伸的北方丝绸之路，在公元四至五世纪就已正式形成，在北魏定都平城和十至十一世纪的辽代相继经历了两个较为繁荣的活跃时期，而丰州所处的今呼和浩特一带在这条东西交通要道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则历久未变。呼和浩特市坝子村北魏古城遗址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来自西方的萨珊波斯银币就是其要冲位置的早期证明，而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及驸马墓和朝阳耿延毅辽墓中所出的西方玻璃器皿等珍贵外来物品等则见证了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在第二个时期的繁荣。
从具体的时代背景来看，十世纪后期夏州党项首领李继迁反宋自立后，时局的变化驱使辽、夏建立起共同钳制宋朝的政治联盟。以此为契机，李氏利用所占据的党项地界的优越地理位置，转而将原先由此地前往宋朝的河西及西域的朝贡使团吸引到辽国的地界——这大致可视作东西走向的漠南道在辽代再臻繁荣的具体原因。而早先作为西南面招讨司治所的军事要地丰州，也就凭借自身在夏州与上京之间的有利位置，进而成为这条要道上的通衢重镇。虽然此后辽朝又在西夏北边开辟了一条避开党项的、经由漠北前往河西及西域的平行通道，但据史籍记载，穿越大漠之路充满艰辛与危险，选择经由此路的风险要远高于漠南道。除了辽夏关系恶化及与西夏处于敌对关系的政治势力盘踞河西走廊的年份外，在其他情况下，人们必定会选择更加安全易行的漠南道。因此，辽代的西方客使主要是辗转通过丰州一带，最终抵达辽京。出现在今赤峰和朝阳一带高规格的契丹贵族墓葬中、源自西方伊斯兰世界的舶来品，颇有可能是通过以丰州为中继地的漠南路自西向东流入辽国腹地的。
而李德明时期（1004-1031）党项与河西回鹘之间的激烈争战以及李元昊时期的辽夏冲突无疑阻碍了这一东西交通干线的正常通行。以前者为例，辽朝曾在辽圣宗太平四年即已拟定致阿富汗吉兹尼算端的外交国书，然而辽使直到1027年才将国书交给对方君主，使臣旅途中的耽搁不顺自然是原因之一，而元昊统治后期及谅祚时期的辽夏关系恶化，则直接导致辽朝与西域的官方贸易有过十年时间的中断。不过从1065年以后直至辽亡前夕的半个多世纪中，随着辽夏关系的逐渐改善与西夏在整个河西走廊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最终这条以交通便捷见称的丝路要道进入其最繁忙的全盛时期，从而将丝路两端的辽朝和喀喇汗王朝紧密地联为一体。
北方草原丝路的全面繁荣不仅表现在东西方商贸活动的活跃，还体现在大量西来客使在辽国境内定居。他们中间不仅有素以经商闻名的回鹘人，更有众多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大食（大石）商人，以至后来记载宋金之际史事的 《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雄《北记》所列举的1126年随金人一同南下攻宋的十一个部族中就有大石家。如此可观的大食人当然不会是在辽亡前夕的较短时间内才骤然迁徙入华的，其中多数人的父祖辈应当就已经在辽国境内安居归化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辽代五京中政治地位最突出的上京和中京附近均先后形成了像回鹘营和回纥城这类明显与安置西来客商有关的聚落或城址。
即便辽金易代，丰州作为丝路重镇的重要交通地位仍未受影响。我注意到，《金史》明确记载了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原居西辽京城骨斯斡鲁朵的回纥移习览（Islam）三人前来金朝西南招讨司贸易的史实，可见虽然出于历史原因，金朝与契丹后裔建立的西辽王朝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不密切，但西域客商依然将丰州视为重要的贸易都市并继续前来此地从事商贸活动。改朝换代对丰州并无影响。到了蒙元时期，漠北的地位超过前朝，东西方联系更加频繁，丰州独享的南北道和东西道的地位还有所加强。
基于《突厥语大辞典》和相关阿拉伯语记载，我尝试着大致复原了一条从西域喀喇汗王朝出发，先后途经沙州、丰州前往辽朝京城的东西交通干线。而在这条东西交通干线上，丰州处于重要地位，而且这个地位在辽金元时期得到了长期延续，使得丰州这座城市成为继中唐至宋初的灵州之后，北方丝绸之路沿途枢纽地位延续时间最长的内陆城市。这些知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唐代以后北方丝路的路线变迁及当时丝路交往历史面貌的了解。
内亚研究有哪些大家
澎湃新闻：您对外国学者关于内亚的研究极为熟悉。您曾经撰写长文，对傅礼初、丹尼斯·塞诺等内亚史研究大家的学术与生平作出极为全面的评价与总结，并且在自己所撰写的论文当中引用过诸多西方学者内亚研究的成果。借此机会，想请您具体谈谈，阅读哪些国外学者的相关著作让人最有收获？
钟焓：关于您的上述评价，实在是让我愧不敢当，因为严格地说，我并非从专业角度评价西方内亚史研究水准的妥当人选。这是由我自身学术训练中的弱项所决定的。首先，我并无任何海外留学或访学的经历，因此对国外学术动态的了解只能依靠阅读相关图书馆收藏的极其有限的外文资料来补救，不难想见局限之大。其次，在工具性外语和专业型研究语言的训练上严重不足，这一点直接制约了自己考据水平的切实提高。最后，如前所述，欠缺进行实地学术考察以搜集获取第一手资料的能力和经历。因此，个人此前所做的思考总结仅仅是一种极不成熟的尝试之作，充其量也就是可备一说而已。而以下展开的一些分析概括同样只能当作挂一漏万的抛砖引玉之论。
二十世纪上半期可说是用考据方法研治内亚史的黄金时期，其中影响最大的三位学科巨匠是俄国的巴托尔德、德国的马夸特及法国的伯希和。三人当中，只有伯希和的考据成果才显现出明晰的汉学研究模式，而巴托尔德和马夸特所秉持的都是典型的欧洲东方学家的治学路数。而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也是伯希和。去年正好是伯希和逝世七十周年，我的一位好友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如德国的知名回鹘学家茨默——撰稿，最终编成了一本伯希和纪念文集。我也自不量力，草就了一篇评价伯希和的考据学风的小文。该文的订正版见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宋辽金元研究室创办的“四史同堂”专业学术网站，集中体现了我对伯希和学术成就的个人思考，同时也涉及对伯氏去世以后法国内亚史研究逐渐转向的评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阅读。至于巴托尔德，目前也已有若干专著被译成了中文，国内的专业读者对其治史的风格想必也不陌生。对两位大家，这里就不再赘述。
只有马夸特的研究成果，几乎完全没有被译成中文，甚至连向来非常注意搜集学术情报的日本学界对他的关注度也不高。日本一位颇有影响的中亚史学者在列举西方的老一辈研究内亚史的代表性学者时，就漏掉了马夸特而代之以劳费尔，其实后者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与影响明显不及前者。故马夸特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之大与其在中、日等国的影响之小形成了莫大的反差，而按照塞诺的观察，马夸特独具的宽广知识面竟然让被推重为拥有“无限知识”的伯希和都为之望而生畏，由此可见马夸特学术成就的粲然可观。依我极不全面的个人观察，综观整个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相关学界，大概只有前些年去世的匈牙利东方学家哈尔玛塔在治学的广博程度上有接近马夸特的趋势，可惜他的不少重要论著只用匈牙利文发表，以致极不便于国外学者参考。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将来国内年轻的一代学者能够掌握匈牙利语，从而将该国东方学界取得的大批学术成就系统、全面地介绍给中国学界。
澎湃新闻：那么，“后伯希和时代”的国际学界又是什么情况呢？
钟焓：“后伯希和时代”的国际学界，似乎陷入一种大师不再的局面。中国史学界也存在类似情况，可见学术发展趋于专业化的总态势，在东西方都不例外。以我个人平时的阅读体会来说，对三位学者的内亚史研究成果最为钦佩。
首先是日本的榎一雄，他或许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东方伯希和”的东亚历史学者。除了治学领域皆以广博见称以外，榎氏与伯希和还有几点酷似，其一，他掌握的语言工具非常之多，绝不限于通常所知那几种欧洲语言，据称在他那一代治中国古史的日本学者中，他是惟一能够阅读意大利语专业文献的人。因此他的中亚史论文中基本上能够做到对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竭泽而渔，对东亚学者来说，这是极难办到的。他研究亚美尼亚史料中出现的厭哒与贵霜的论文，在引用资料的完备程度上甚至能够压倒欧美学者的同类论著。其二，他的考据意识极其敏锐，几可追步伯希和，他去世后发行的多卷本论文集中，数量最多的是以考据成果为支撑的实证型论文。其三，榎一雄同样精熟于汉语文献，目录学功力尤其深厚。最后则是他也撰写了相当数量的颇有深度的专业书评，这些书评与论文一样，共同反映出内亚史的精深造诣。
其次则是1999年去世的法国学者石泰安，他可以说是自伯希和之后法国唯一在汉学、藏学、阿尔泰学和印度支那研究中都有建树的学者。一般来说，国内知识界常常将他仅看作藏学家，这其实很不全面。石泰安论东亚宗教思维中的“小宇宙”模式的专著《微缩世界》曾被薛爱华夫人译作英文，薛爱华本人为此特地写了一篇导言，高度评价了石氏的学术成就，将他定位成自伯希和这一代汉学大师陆续凋零后，能够真正继承法国传统汉学研究模式的最佳人选。这种评价可能跟我们通常所知的法国汉学传承学术谱系大不相同，因为戴密微、韩百诗乃至年龄更小的谢和耐在中国学界的知名度都要明显高于石泰安。然而，薛爱华的评语却并非恭维溢美之词。就已有中文译本的《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观音：从男神变女神的一例》等著述来看，石泰安的研究深度在他那一代法国汉学家当中确实无人可及。尤其是将他的上述著作和同样也有中文译本的谢和耐个人论文集对读，更能直接印证当年闻宥做出的后者功力远逊于石泰安的评价。
以《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为例，其中的不少注释都可以发展扩充成一篇论文。而该书的第六章“从冲木格萨尔到岭格萨尔”对内亚史学者来说，尤其具有启发性。事实上，该章的主题就揭示了冲木格萨尔在名称和含义上与中亚流行的“四天子”观念中的罗马恺撒的联系，这在近半个世纪内逐渐被麦克唐纳夫人和乌瑞用藏文史料、洪巴赫和西姆斯-威廉姆斯用大夏文钱币铭文资料等基本坐实。而石泰安独特学风的形成得益于他同时受教于伯希和与葛兰言，从前者那里学到了以考据法治学的基本要领，又从后者那里掌握了在实证研究中进行逻辑思辨的本领，因此他的成果才体现出独有的研究深度。他的学生司马虚曾将他的广阔学术视野和法国印欧研究的开创者杜梅齐尔相提并论。这真是惟有内行专家才能做出的判断，因为石泰安和杜梅齐尔的研究领域看似相距遥远，但实际上却不时存在交集。例如两人都研究过“世界拯救者”这一故事类型，该类故事的主题是说主人公为了拯救世界众生，不惜牺牲自己的眼睛和手臂。其中石泰安研究的是妙善传说和佛经中的大自在故事，而杜梅齐尔考察的则是罗马城得救的传说和古老的北欧神话，两人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差可比拟，在结论上也殊途同归。大体上说，石泰安虽然在考据的精确性上不及伯希和，但在思维的训练上却每有超出后者之处，或为二十世纪的国外汉学家中逻辑思辨能力最强的学者之一。
第三位学者则是几年前去世的德国汉学-蒙古学家傅海波。作为海尼士的弟子，他的主业也是通过处理十三十四世纪的汉语-蒙古语书面文献来研究蒙元时期的历史。不过，他的研究范围大大超出了其老师的治学领域——他还程度不一地研究过契丹、女真、党项、满洲等民族在历史上使用的语言文字，最终成为继伯希和之后，又一位能够以汉学实证方法为主，兼取众长地沟通中国史与内亚史的学者。傅氏的治学向来以淹博与多产著称，其个人著述的目录长达五十余页。他的兴趣十分广泛，无论是只有极个别专家才会问津的出自孟格斯之手的《通古斯与辽》，还是拥有广泛读者群的高罗佩的著作《秘戏图考》，傅海波都写过相当深入的学术评论进行商榷。在他逝世以后，专攻欧洲汉学史、兼治满学的魏汉茂大约是德国的现役汉学家中掌握内亚历史知识较多的一位，他编辑的大量学术史著作为国内读者了解十九世纪以来包括内亚研究在内的欧美东方学的进展提供了捷径。
澎湃新闻：不少海外学者的研究重点都在如何从中国史中发现“内亚性”，这与中国学者的学术旨趣似乎存在一定偏差。
钟焓：对中国学者来说，研究内亚史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透视中国史的发展走向。因此，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我们还亟需一种能够将内亚史与中国史合二为一的历史观，而不能仅仅止步于从中国史中发现“内亚性”。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对妹尾达彦的有关研究略作介绍。
目前妹尾氏研究唐代都市史的成果已经受到国内唐史学界的关注与推重，不过他从其宏大历史观出发，将宏观透视与微观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几篇重要论文似乎尚少见讨论。它们分别是《中华的分裂与再生：3-13世纪》《中国的都城与亚洲世界》与《北京的小桥：从街角所见的全球史》。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在于作者超越了日本学者通常擅长的小题大做式的个案研究模式，代之以运用自己特有的历史观来组织调动长时段下的诸多史实，并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独到观察融于一体。而作者的历史观又是建立在对欧亚大陆和北非历史的通盘考量之下，这一点尤其清晰地表现在《中国的都城与亚洲世界》和《北京的小桥》两文之中。
作者通过捕捉见于欧亚大陆的“农业-游牧交接地带”这一命题，将中国内地与内陆亚洲从空间的尺度加以整合，并结合民族的迁徙移动现象，宏观解释中国都城布局变化的内在规律以及陆海交通干线的兴衰变迁。这对我们更好地观察中国史与内亚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提供了全新的瞭望点。《北京的小桥》具体分析了蒙元时代北京城市布局的改变与当时欧亚大陆水陆交通体系重组的关联，并论及后来明朝北京城建设从中受到的影响。至于《中华的分裂与再生》一文则是新版《岩波讲座 世界历史》系列中第九卷的导论，这在该讲座系列涉及东亚大陆历史的各卷导论中，堪称研究格局最为壮阔、处理时限也最长的一篇，不啻为我们了解一千年间中国史与内亚史相互关系的全新切入点。
而国内学者将数百年间中国与内亚的关联性进行整合论述的论文则以张广达先生的大作《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唐宋变革之际的中原与北方》为代表，清晰地梳理了两个半世纪以来中原与内亚政治格局的变迁与重组的全过程。
以上论文，都非常值得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澎湃新闻：您对流行于内亚地区的民间传说与相关信仰似乎有着特别的兴趣，曾经分析过北方少数民族中流行的“孤儿逃难型”叙事模式，还曾从“他者”视角出发，阐述过汉人眼里的回回形象，这些都体现出您对社科理论的熟悉和亲近。您之前曾以长文《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及其存在的问题》详细评论了王明珂教授的名著《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对其理论建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进而指出：“人类学的理论修养在提升研究者的洞察力与开阔他们的研究视角诸方面贡献良多。”能否请您具体谈谈人类学理论修养是如何提升洞察力并开阔研究视角的？
钟焓：可以说，在将社科理论与历史研究相互结合方面，我既不属于那种勇于创新、大胆实践的新派学者类型，但自认也没有僵化守旧、排斥理论。因此，虽然我对王教授著作中的某些具体论断及其推论过程有所保留，但对他在概念提炼和理论创新上取得的成就是非常钦佩的。而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读者想必也能深刻感受到人类学理论和田野工作对民族史或内亚史研究的指导促进作用。
无法否认，内亚史的有些重大课题如游牧社会的起源及其与传统农耕世界的联系-冲突等本身也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所以引入人类学的视角和分析模式深入研究上述问题，也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可惜在二战以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多数西方国家的学者往往不能进入中、苏、蒙所属的内亚地区进行人类学（含考古学）的田野调查，这对相关课题的研究造成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以游牧社会研究为例，西方学者常常只能退求而其次，前往西亚、非洲等地调研，对最为关键的内亚地区却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而在内亚以外获得的经验知识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内亚，也有待观察。因此，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将一些理论模式直接照搬入内亚史研究。
内亚地区在欧美国家的人类学研究中所处的这种相对边缘的地位可以从《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中清楚地反映出来。我注意到，该书主要仅提及两位以内亚为主攻方向的西方人类学家，即克拉德和耶特马尔。
耶特马尔（2002年去世）则在本书中被定位成“一位经验主义取向的历史传播论者”。这里的“经验主义”实际上是含蓄地承认了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实证性，但“传播论者”的定位却又明示他的理论已然落伍。或许本书的作者并不清楚，虽然传播论的宏大叙事在世界大多数地域的人类学研究中早已过时，但在内亚地区却迟迟没有淡出，对考古学和历史人类学来说，就更是如此。这一点在俄德等内亚研究大国中都是一样，时至近期，我们仍然能在这些国家的专业出版物上看到和传播论密切相关的“印度-伊朗人的迁徙”、“黑海大迁徙”、“塞伊马-图宾诺文化丛现象”等专业得这些让人望而生畏的概念术语。因此，对耶特马尔这样一位主攻考古学与艺术史，并一直专注于深究内亚众多人种族群起源和迁徙的学者来说，采用传播论作为支撑其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石，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只是他的这种传播论不再像他的导师海因格尔登那样天马行空、随心所欲，也不像由施密特神父创立的奥地利天主教学派那样充斥着臆想的神学色彩，而是更多地与考古物证结合了起来。今天涉足内亚相关领域的人无论是否在理论上赞同他的这种“新传播论”，都不得不为这位学术大家留下来的巨大研究成果而深感惊叹。
耶特马尔的一大功绩是当他发现狭义的内亚地区不对西方学者开放时，深具学术眼光的他及时将田野调研的重心转向兴都库什山区所在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这里仍然属于广义的内亚地区，在历史上恰是欧亚大陆人群交流移动的十字路口。以他为首的海德堡大学科考队在该地区持续工作长达三十年以上，陆续出版的资料汇集、考察报告与相关专著蔚然大观，足以保证德国在广义内亚地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依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拥有的学术成果远远超过英美等国。
澎湃新闻：这种较以往传播学派观念有所改进的“新传播论”在国内相关领域有什么表现？
钟焓：“新传播论”在国内相关领域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童恩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童先生是一位具有人类学思考视角的考古学者，他所定义的这一传播带，从东北兴安岭山地向西南方向依次穿过阴山、河套、贺兰山、祁连山等，最后通过青藏高原东部和横断山，一直抵达滇西高原。童氏将这条绵延几千公里的传播带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西-北民族迁徙移动和文化交流的空间走廊，并强调整条文化带中所具备的大致相近的自然生态因素构成了促使民族移动具有空间规律性的内在机制。这种以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解释历史上的民族移动的理论模式，实际上也见于前述妹尾达彦的那几篇论文中，后者在文中所附地图中勾画出来的“农业-游牧交接地带”的蜿蜒走向，与童恩正标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重合度颇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而这条东北-西南向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基本走向又与标识中国人口分布东多西少现象的“胡焕庸线”大致重叠。正因为童氏理论极富启发，最近罗泰的博士生安可专门主编了一本英文论文集，收入多国学者的论文，集中讨论该传播带对考古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她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学术导言，从理论上分析传播论仍然蕴涵的研究潜力。
就拿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说，大家都知道，历史上的吐谷浑人从东北辽河流域南迁青海，党项人从青藏高原边陲北迁西北地区以及西夏亡国后，部分党项人又重新迁回横断山北麓的藏彝走廊等，都是民族移动沿该走廊带进行的明确证据。最为令人惊异的是，聂鸿音先生曾经发现西夏国内一部分党项人所操的语言与已知的羌语支下的西夏语差别非常明显，却与目前仅仅分布在藏南地区的珞巴语、僜语颇为接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古代有一个起源于藏南之地、属于藏缅语族下的族群，开启了一场从西南折向东北、迁徙路程长达几千公里的惊人迁徙，最后抵达西北内陆地区，虽然他们在后来建立的西夏王国内也被视为党项人，但却长久地保持了自己的语言特征。他希望将来考古学或人类学能够解决这个依靠传统文献记载无法破解的谜案。
这一传播带的文化共性，也清晰地体现在特定地名或者相关传说的分布规律。例如宋代学者就注意到西北地区的内陆湖泊多以海命名，如楼兰海、西海、居延海、白亭海、蒲昌海等等，规律十分明显。如果我们以这条文化传播带为观察点，就会发现，以海名湖的地名在东北方可以一直延伸到呼仑贝尔湖（古称捕鱼儿海），而向西南方则见于云贵高原的洱海、草海等。此外，所谓的龙马传说虽然主要分布在青海湖以及更靠西的中亚、西亚一带，但根据冈崎精郎的考察，它在中国西南的四川和云贵地区也有颇为集中的分布。以上例子都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从理论上说确可成立的证据。因此，童恩正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人类学视野在学术研究中的重大意义。
（本文刊于5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钟焓谈辽史与内亚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