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的口号为何一呼百应

7月8日上午8点，一个周五的早晨，一篇题为“我买好了30张机票在机场等你：4小时后逃离北上广”的文章在朋友圈疯传，称4小时内赶到北上广三个城市的机场，就有机会获得30张前往“未知但美好的”国内旅行目的地的往返机票。这起由自媒体“新世相”推出的营销活动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的关注，截至当日下午5点有116万人阅读，公众号收到超过10万条回复，而关于这次活动的讨论也同时被引燃。
7月9日，新世相公众号发布了一则说明回应质疑并向读者解释策划这次活动的用意：这是“商业的、酷的、对的，以及美的事情”，不只是30张机票，不只是北上广，也并不只是旅行，而是希望以此作为引线“炸掉人们心里那些根本没有必要的犹豫不决”，鼓励人们去做一直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然而无论如何阐释或升华，这次活动的巨大影响力显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逃离北上广”这一极具蛊惑力的口号，因此后续讨论围绕的基本上也都是这个中心点。
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号同日发布“别闹了，我们怎么逃离北上广”一文。作者燕昭宇指出，“逃离北上广”早就不是新鲜事物，2010年还当选为年度“十大房地产热词”，是一种“大都市人普遍负重感觉的同义转换”，然而，与北上广水涨船高的生活成本相伴的却是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集中在三地的比例逐年上升。
燕昭宇认为，“逃离北上广”所要逃离的对象是这些超一线城市的大都会生活方式和生活感觉，城市生活带来的心理落差激发出人们的乡愁以及在不可能永久逃离的实际情况下“短暂逃离”的渴望，这就是新世相的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引起普遍共鸣的心理基础。但是，这种“逃离”实际上是无效的，甚至可能在返城后带来更大的落差。而那些真正试图“逃离北上广”回到中小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往往会因为无法适应“熟人化社会”或“庸惰型生活”而重新回到北上广。也就是说，只要北上广和非北上广城市的发展还存在巨大撕裂，“逃离北上广”就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

新华网的一则评论也指出，为了一张免费机票就断然奔向机场的人,其实代表不了想要“逃离北上广”的群体。经常喊着要“逃离北上广”的人,反而是离不开“北上广” 的,真正有实力离开的,不但离开前一句话不说,离开后也悄无声息。“逃离北上广”的口号看似浪漫，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泡沫。
破土网上周发表的评论则侧重于对这次活动的“情怀面具”背后的资本力量的批判。白洁如指出，新世相这个文艺生活指南类公众号，利用新媒体时代文青们不甘做观众的自恋心态，以及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生活工作所感受到的阶层分化带来的结构性无力，通过一次“策划严密的商业行为”，摇身一变成为“人如何超越生活”的导师。文章进一步指出，“闲暇与旅行”从来都是和清教徒式的努力工作相互依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参与“逃离”的人实际上被商业逻辑把控，“逃离了被资本控制的工作生活，进入了被资本主义控制得更深入的闲暇时间里。”
在作者看来，自媒体开始“教做人”是十分危险的倾向，这意味着资本控制压缩人们独立思考的空间，从而变现为经济收益。受到影响的大多是刚毕业、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尚未与社会建立联系的机制的大学生，商业的介入使他们刚进入社会就落入了资本的逻辑。因此，新媒体接过“商品拜物教”的大旗成为“身份和感受包装”风向标的现象是值得警惕的。而“新世相”这类营销方式最具欺骗性的地方在于，发声者自己站在社会阶层的优势位置，居高临下地去指导一群处境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粉丝，在这种情形成为常态的当下，主体性的建立异常艰难。
中国男人婚后收入增加，中国女人不“敢”变老
近日，一篇经济学论文经“小花经济学术”公号推送后在社交网络热传。这篇题为“好男人都结婚了吗？——探究我国男性工资溢价的形成机制”的论文今年4月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王智波、李长洪。
这篇学术论文利用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发现，在控制相关特征变量之后,在婚男性工资比非在婚男性工资显著高出6.8％。已婚男性收入高于未婚男性的结论与此前大量的劳动经济学文献的研究结果以及人们的日常观感不谋而合，更有趣的是，这项研究还尝试找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因为收入更高的男性更容易结婚，还是婚姻令男性的收入变高了？
该研究首先检验了一些已有的解释模型，发现我国的婚姻溢价无法由“家庭分工理论”解释，也就是说，婚后男性收入增加并不是因为婚姻通过减少男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从而提高了男性的生产率，同样的，我国男性的婚姻溢价也无法用男性婚后责任感增强来解释。
为了分辨男性工资溢价的形成究竟是婚后妻子带来的影响（作者称之为“相夫效应”），还是婚姻市场上的“选择效应”，研究者分别引入了妻子的两组特征变量：1.女性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2.女性的身高（作者认为女性的身材过于矮小不会影响她的“相夫效应”，但是会制约她在婚姻市场上的“选择效应”）。结果表明，妻子的受教育程度和妻子的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丈夫的工资水平，且不受妻子身高过于矮小的影响，说明“相夫效应”可以解释男性的婚姻溢价，并且结婚前3年男性婚姻溢价无异于零，对3年以上的婚姻则婚姻持续时间越长，溢价越高。

“处女脸”女星代表林允。
与此同时，女权之声公众号发布的“少女脸横行的时代，中国女人为什么不‘敢’变老”一文，则尖锐地指出亚洲文化中评价女性时所普遍采用的以男权审美为基础的落后价值观，导致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仍然把女人变老视为洪水猛兽。与上文介绍的研究结果对照之下，不难发现这种女性评价标准在今天确实有失公正。
作者李小丢发现，包括女明星在内的中国女性终其一生都要与岁月对抗，争取多维持几年少年脸，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而中国的银幕上的女一号永远是傻白甜的少女脸，性感、独立、有主见的成熟女性往往是脸谱化的蛇蝎美人。李小丢认为侯虹斌在《为什么现在中国电影的女主角都是“处女脸”？》一文中的分析十分透彻：“处女脸”意味着温驯、乖巧、无欲无求、容易掌控，性感熟女则被认为是有能力、有欲望、有攻击性的。在这种评价体系下，银幕上的女性形象除了少女就是妈妈、婆婆，这两类角色之间20年的年龄跨度呈空白状态。在女性不再依附男性的现代社会，中国女性依然被以色事人的思维所绑架。

美剧《傲骨贤妻》中充满魅力的职业女性。
与此相对的是好莱坞对成熟女性的青睐，很多演青春电影起家的欧美女明星不到30岁就急着转型过渡到熟女脸，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演绎更多丰富的女性角色。在十数年前风靡内地银幕的港片中，女主角也都是三十多岁的新时代职业女性，呈现出的是不以婚姻和家庭为中心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令人遗憾的是，新世纪之后，中国银幕上年过30的女性形象却只剩下了暴戾的女强人和恨嫁的剩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