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文化”“买官卖官”“基层腐败量大面广”……这些严厉措辞，来自中央巡视组向安徽省反馈的巡视意见。中央巡视组称“涉及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方面处理”。

中央巡视组对安徽等4省杀“回马枪”后，“回头看”省份已打掉了多名“老虎”。这些线索查实后，谁会成为下一个“中枪落马”者，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安徽舆情一周热点排行

（备注：热度为新闻量、评论量、微博量、微信量与网页搜索量加权综合；监测时间范围为5月31日至6月6日。）

中央巡视组要求安徽克服“好人主义”

除了对老问题的“再发现”，此次中央巡视组在“回头看”中也点出了诸多新问题。例如，在安徽发现“发生在基层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量大面广”“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巡视整改落实不到位”“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等。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巡视清单中，“酒桌文化”可谓首次入列。自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官员大吃大喝得到有效遏制。中央巡视组向安徽反馈时，使用这个新词，直揭官场暗疾。

除上述新问题外，巡视“回头看”还发现一些老问题未能整改到位。上一轮巡视中，安徽被指出“少数领导干部在房地产开发、矿产资源、工程建设领域等方面以权谋私”。巡视“回头看”发现，这一问题并未明显好转，中央第五巡视组组长桑竹梅强调，安徽“工程项目、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仍然突出”。

上一轮巡视中，安徽还被指“干部考察有时不够深入准确，选人用人工作统筹性存在不足，有时酝酿沟通和讨论干部事宜不够充分”。本次“回头看”，中央巡视组措辞更加严厉。桑竹梅强调，安徽“选人用人问题突出，存在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的问题”。桑竹梅说，省委要牢固树立管党治党意识，克服“好人主义”。

6月3日下午，安徽省委书记王学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省委《关于中央巡视组对我省开展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确保同类问题不出现第二次。中央巡视组开出的“药方”可以理解为未来安徽发力的方向。舆论认为，未来会有更多出其不意的“回马枪”，地方巡视的“回马枪”也可能出现，并成为常态。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巡视组称“涉及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方面处理”。这也意味着一些高级别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已进入中央视线，是否有官员落马，成为舆论下一步关注重点。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2013年10月31日至12月27日，中央第七巡视组对安徽省进行了巡视。巡视后不久，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应声落马，此次中央巡视组“回头看”结束不足两月，安徽省副省长杨振超就被“拿下”。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张希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有些线索反馈给纪检部门后，需要进一步甄别才能确定是否立案调查，不是所有线索都能转化为案件。比如，有的线索可能只是反映党风问题，有的构不成违法违纪。

“出租车聚集”事件 官方不应沉默应对

出租车行业因垄断经营一直被社会诟病，打车软件的出现使出租车行业出现变革性的“松动”，出租车行业由此迎来了“寒冬期”。在此背景下，出租车司机针对滴滴等网络约车的抗议和聚集，持续在国内各地发酵，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本周，合肥出租车多次聚集，或围堵网络约车，或打着双闪缓速在主干道行驶，导致城市交通要道长时间拥堵。此次事件虽然影响较大，但传统媒体报道甚少，自媒体成为事件传播的主力，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

综合网友评论发现，鲜有对出租车司机同情的声音，而更多集中在对出租车聚集堵路的不满，以及声讨出租车服务差等方面。这表明出租车集体聚集行为缺少了民意支持，民众更希望出租车司机能理性解决分歧，而不是通过极端方式表达诉求。

舆论认为，出租车司机堵路聚众示威，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定利益不被蚕食。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蚕食他们利益的，不是网络约车平台，而是每天要收取280元份子钱的出租车公司。

在此大背景下，出租车司机倘若以影响民众出行的方式来抵制网络约车显然极不明智。当大多数市民认为网络约车合法化是趋势时，出租车司机们的逆趋势行为势必达不到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合肥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虽然刷爆了朋友圈，但各大媒体并无过多着墨，只有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以《合肥：不满网约车抢生意 出租车司机聚集》简单提及。相关政府部门并未借助新老媒体平台发声。

合肥官方的“缺乏实质性”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各地政府面临此难题时的一个缩影。不过，官方渠道的沉默并不能有效解决出租车行业积累已久的不满情绪，反倒使得普通市民和出租车司机双方的不满愈演愈烈。

面对出租车聚集这一事件，官方应持中立客观的立场进行冷静处置，但如果出租车司机表达利益诉求影响到广大市民出行时，官方立场必须明晰，将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放在首位。

在事件影响范围较大的情况下，官方应适时发声，一方面有效回应民意，另一方面最大程度避免出租车司机不理性行为的出现。

警惕重大敏感案事件舆情反复

本周，“偷厅官女贼”案开庭审理的消息，再度引发舆论追问此案的最新进展。

梳理“女贼偷厅官案”舆情脉络，可以看到，从2014年7月至今，此事已经引起六次大的舆论高峰。第一波舆情时间为2014年7月底到8月中旬，当时此案进入公共视野；2014年10月中旬，当事“女贼”再度发声，称举报安徽厅官3月未果，引发第二波舆情；2015年3月28日，银监会安徽监管局原副局长胡沅“落马”，以及安徽省食药监局副局长陈书华已被省纪委调查，这两则的消息迅速登上了各家门户网站首页，成为第三波舆情；2015年7月，胡沅、以及其在建行工作的妻子张瑞红先后受审，此案再次回到公众视线；2015年下旬，随着该“女贼”所在的犯罪团伙成员全部到案，所涉一系列案件的内幕也首次浮出水面，引发第五波舆论聚焦。

每当“女贼偷厅官案”有新进展时，舆论就会不断地“翻旧账”，使得“女贼偷厅官”事件多次成为舆情热点。此外，随着大量案件细节被曝光，每一个细节都将承受舆论的反复推敲。

许多舆论参与者会根据自身兴趣结合已公开事实，对事件的某一细节进行持续不断的追问，从而使整起事件舆情周期显著拉长，舆情风险点明显增多，进而加大官方舆情处置难度。正如合肥警方通报时所言：“虽多次澄清，仍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对于此类重大敏感案事件，相关部门要充分把握舆情脉动，及时满足网民的核心信息需求，从而避免引发次生舆情。同时，舆情的彻底平息需要各级部门通力合作，持续进行释法说理，否则极易引发舆情反复。

建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完善舆情传播风险评估体系，对一些重大舆情事件进行风险评估，如事件属于高危传播类型，官方在应对时，不仅要速报事实，还应以寻求最大社会共识为目标，实现事实与价值层面的立体化传播，以实现舆论减压。个案需要化解，社会需要共识。“偷厅官女贼事件”绝不是类似重大公共事件中的最后一起。但是，每一起个案得到社会认同，都将为社会整体共识的凝聚聚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