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文化发祥地在“天地之中”的“中央之国”。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出生地在哪里？居住地在哪里？建都地在哪里？这些本为华夏文明发源的学术问题，早已被多地抢先作出了“回答”。仅每年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的祭拜大典就有陕西和河南两地。这些抢黄帝故里的地方都是言之凿凿，都可以拿出一些文献或遗迹或传说作为佐证，但往往因缺乏伏羲先天八卦、方位文化指导和天象、地形、人文、遗存、史典相互印证而经不起推敲。韩鹏等同志的研究成果，兼顾了诸多历史文化要素的关联性，更显得传统、客观、真实。

1.黄帝出生、居住、建都为同一地区，且与炎帝，下与昌意、帝喾有历史传承关系。汉代易学著作《河图稽命征》认为，黄帝母亲陈“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丘”。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祥符县志》等古籍记载“浚仪：青丘，亦曰玄池。女公式简狄浴于青丘之水，有玄鸟遗卵，吞之，生契。即此水也”。文中“玄”为黑色，“玄池”就是济水支流流入开封水稻乡的黑池；文中“契”，为商人始祖阏伯，是黄帝曾孙帝喾和妃子简狄的儿子，与先祖黄帝一样出生在青丘。文中“青丘”即开封昆仑山，因黄帝为百岁寿星而称寿丘。罗泌在《路史·后纪四》载：“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吕氏春秋》载，黄帝之孙“帝颛顼生自若水，宕处空桑，乃登帝位”。这说明炎帝、黄帝、帝喾、阏伯都居住在开封的古大梁、若水、空桑，均属古陈留之地，彼此有着历史传承关系。

2.炎黄二帝联手战败蚩尤，炎帝十一世孙方雷回避帝位，黄帝在轩辕丘建都。神农氏八世炎帝榆罔的儿子为方雷。《中华方氏全族统谱》载有这段历史：“吾方氏得姓之初始祖，系出神农炎帝十一世孙，即八代帝榆罔长子曰雷，字天震，本姓姜，居空桑。因永曜假摄，蚩尤作乱，雷与弟实同轩辕避地姬水之上，因与轩辕俱姬姓，遂即姬地起兵，握先帝权，将诸侯兵破蚩尤于坂泉，斩永曜于涿鹿，天下大定，雷合绍榆罔帝之位，推而不就，退居西陵，让于轩辕，尊号黄帝。后徵雷为左相，封于方山，因姓方氏；实为右相，封于房陵，因姓房氏。”

其大意是说，炎帝榆罔因施政和用人不当，导致“永曜”篡夺摄政之位，和蚩尤一起作乱，炎帝无力管理，被从帝都开封古陈留空桑驱逐到开封尉氏庄头镇大榆关和中牟逐（涿）鹿营一带。炎帝的儿子“雷”与同族之弟“实（史皇氏仓颉）”随同黄夷氏大酋长姬邦卉暂时躲避在姬水（开封北部、封丘南部济水）一带的“玉门丰沮”。随后，联合黄夷氏姬邦卉在“玉门丰沮”起兵，在开封西北部的坂泉打败了永曜和蚩尤，杀蚩尤于黄帝出生的青丘山（昆仑山）上。姬邦卉去世后，他的儿子姬芒接替黄夷氏大酋长之位，因居住在轩辕丘，故改称“轩辕氏”，并平定天下。本来，炎帝的长子雷应该继承炎帝帝位，但他主动回避帝位，躲到炎帝帝都空桑东南食邑之地西陵不回来，并推荐轩辕氏大酋长姬芒为帝。轩辕氏姬芒在炎帝氏族的拥戴下，在自己的居住地轩辕丘即位。因轩辕丘地处“五行”“东西南北中”的“中”、“青赤白黑黄”的“黄”之位，故尊号为“中央帝”或“黄帝”。黄帝在丰沮、轩辕丘一带召集炎、黄两大氏族会盟，胙土封氏，封雷为“右史官”“左相”，居方山，即封（钜）山、丰（沮）山，也称“封钜”“丰沮”；封“实”，也称“史”氏、“史皇”、“侯冈颉”、“仓（苍）颉”等，为“左史官”“右相”，居夷门山的东北部，也称“仓垣”。说明作为部落首领炎黄二帝，是以不同的地理方位名称作称谓的。

3.黄帝出生、居住和建都地在昆仑山“天地之中”。按照伏羲先天八卦理论，三皇五帝都应该建都于“天地之中”，这是伏羲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作为“五帝”第一帝的黄帝，更应按照伏羲先天八卦文化建都，不应该背离这一文化原则。而“天地之中”在开封古陈留一带。同时，作为帝王，黄帝不可能将居住地与治国理政的帝都分开，其居住地与建都地应该是同一地方。

战国时期，开封为魏国国都大梁。汉代司马迁《史记》载：“黄帝居于轩辕之丘。”新郑黄帝故里清代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大殿记》碑进一步记述：“古传，郑邑为轩辕氏旧墟，行在北有轩辕丘遗迹，乃当年故址。”碑记中的“郑邑”，是对春秋时期郑国城邑的泛称，并非专指郑国国都新郑。春秋时期，开封启封、陈留都曾归属郑国，均可称作郑邑。如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三国时期著名学者孟康曰：“留，郑邑也，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综合多方记载可以得出结论，时为郑国郑邑的古陈留北部才应是轩辕丘遗迹。唐代医学家王鹳《广黄帝本记》、北宋著作佐郎张君房《云笈七签》、南宋无名氏《轩辕黄帝传》、元代道士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古典均记载，黄“帝娶西陵氏于大梁，曰嫘祖，为元妃，生二子：玄嚣、昌意”。黄帝娶元妃嫘祖、生子、居住的大梁，即指现在的开封古城北部柳园口乡轩辕楼村，村民至今轩辕姓，与黄帝出生的昆仑山太寿陂、青丘、黑池、寿丘同在一地。

4.西陵氏为方雷之女，因方雷退居食邑之地西陵而得名。李占军《中华姓氏起源》记载：“方雷氏起源于榆罔。为上古帝王，是神农之后，榆罔的儿子名雷，受父封于方山，故名方雷氏。”唐代林宝修姓氏学专著《元和姓纂》记载，雷为“方雷氏之后，女为黄帝妃，生玄嚣，盖古诸侯国也”。方雷放弃帝位，拥戴黄帝称帝之后，被黄帝“胙土封氏”，其女嫘祖嫁于黄帝为元妃。亦称作“帝师”“岳父”“右史官”和“左相”等。战国时期赵国史书《世本》记载：“封氏，炎帝之后，封钜为帝师，胙土名氏。”在黄帝“胙土封氏”之前，方雷居住在炎帝帝都空桑东南部的西陵，在今开封杞县东南和商丘睢县西部的西陵镇一带；在黄帝“胙土封氏”之后，被封到封丘“玉门丰沮”一带，所以也称“封钜”“丰沮”或“沮诵”。《中华方氏全族统谱》中：“（方雷）握先帝权，将诸侯兵破蚩尤于坂泉，斩永曜于涿鹿，天下大定。雷合绍榆罔帝之位，推而不就，退居西陵，让于轩辕，尊号黄帝。”西陵为八世炎帝儿子方雷食邑之地。汉代戴德《大戴礼·帝系》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按照此说，炎帝时期方雷食邑西陵距古陈留空桑直线仅20余公里，考虑到上古时期的交通能力，这个说法较为可信。

5.炎黄会盟荆山（涂山），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周代，称王称霸的实力人物仍然在纷纷仿效。炎黄二帝在荆山（今河南封丘荆隆宫东南部）之地实现两大氏族大会盟、大融合、大统一，成为后世华夏民族的大和解、大团结、大发展的世代楷模。此后，大禹会盟于涂山，又称“钧台”（今开封土柏岗，即“菟台”）；商汤会盟于亳都（今开封杜良东辛庄）；西“周穆王会诸侯于涂山（今开封土柏岗一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开封及其周边一带“会盟”的历史事件更是接连不断发生。公元前651年，有兰考一带的“葵丘之会”；公元前632年，有河南原阳西南的“践土之盟”；公元前586年，有封丘居厢乡桑村一带的“虫牢之会”；公元前529年，有封丘黄陵岗南部的“平丘盟会”；公元前482年，有河南封丘荆宫乡坝台村黄帝荆山的“黄池（鼎湖）盟会”；公元前344年，有开封南部大禹王都阳城之地的“逢泽盟会”……所有这些，都是炎黄历史文明传承的结果，大致围绕着昆仑山三皇五帝“中央之国”和黄帝帝都轩辕楼（丘）这一“天地之中”来进行，历代帝王“逐鹿中原”“和合发展”的深层人文内涵也在于此。

四

大禹治水是上古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大禹治水的精神与功德，深为中华民族所敬仰，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记忆之中。但大禹治水究竟发生在哪个地域？除了神话传说之外，尚无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论证。韩鹏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解疑释惑。

1.大禹治水的首要目的决定了治水的主要区域。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央之国”的洪水泛滥，主要是由西河（汉代后称黄河）、济水分支鸿（洪）沟之水引起的水灾。战国时期秦国吕不韦《吕氏春秋·爱类》记载：“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今河南辉县西），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说明鸿水（沟）泛滥的河南辉县孟门（津）东南部的下游一带，是大禹治水，建功立业的地方。而这个“下游”具体指哪里？汉代《史记·夏本纪》载：“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其中“九山”“九泽”“九河”“九州”之地，均在三皇五帝“中央之国”范围内，而“方五千里”指的正是昆仑山“中央之国”内神州和赤县地域。据晋代王婴《古今通论》载：“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州中有和羹乡方三千里，五岳之域，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其中的“和羹”，本义是指配以不同调味品而制成的羹汤，后用以比喻大臣辅助君主综理国政。和羹乡是大臣辅助君主管理国政的地方，既是伊尹辅佐商汤治国建都的开封陈留“亳都”之地，又是天皇庖牺即伏羲最先烹制菜肴饭食的庖厨之乡。由此可知，禹作为黄帝的后裔、尧舜的大臣，临危受命，其首要目的只能是确保昆仑东南方“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之地“中央之国”的安澜。由此可知，西河、济水分支鸿（洪）沟之水，是直接导致“中央之国”洪涝灾害的根本原因，也是大禹治水的核心区域。这个地区就是河南荥阳以东的新乡东南的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杞县等地，这里正是上古九州及中州、中央地区，而不应该是别的地区。

2.开封地形地势与历史上水患多发地特点最为契合。登封和洛阳虽曾被认为“天地之中”“中央王国”之地，但从地理环境来看，根本不具备历史文献所记载的鸿（洪）水泛滥的地理环境。洛阳地处黄河的中游末端，其地理地貌具有明显的黄土高原特点。这里北据邙山，南望伊阙，洛水贯其中，东据虎牢关，西控函谷关，四周群山环绕、雄关林立，有“八关都邑”“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称。黄河南岸的邙山海拔300米左右，是洛阳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加上山川纵横、大沟宽深，即使黄河发生大的洪涝灾害，也不会给邙山南部的洛阳带来大的灾害，更不用说远离洛阳的济水、鸿沟了。登封与洛阳情况大体相同，不存在黄河、济水、鸿（洪）沟之水泛滥威胁三皇五帝九州“中国”“天地之中”问题。这说明登封和洛阳两地，不具备上古时期鸿（洪）沟水泛滥上古“中国”的地理环境，所以也不可能是大禹治水的尧舜帝都“中国”之地。

黄河下游首端的开封比洛阳平均海拔高度低200多米，比登封平均海拔高度350米更低，且多为疏松土质和山、岗、台、丘、陵地貌。上古时期，开封北部的昆仑山地区高度不过100米~200米，平均海拔高度略高于海平面，一旦发生海平面上升，或黄河、济水、鸿（洪）沟发生洪灾，海水就会倒灌以昆仑山为中心的周边地区。而黄河中游、下游巨大的落差，也会导致上游之水飞流直下，把开封昆仑山地区淹灌成一片汪洋，仅剩大小不同的九州之岛露于水面，三皇五帝的“中国”难免会陷入水火无情的危险境地。故《孟子》载：“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又载：“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这个“中国”，即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创建“八卦”“九州”的“中央、中州”之地，也是昆仑山三皇五帝共同居住建都的“中国”“天地之中”。

3.禹鲧治水的根本区别为公私之别、忠奸之别、功罪之别。据传鲧为颛顼的子孙，原先居住在“中央之国”北方玄武、黑水，即滑县、内黄一带，具有丰富的治水经验。帝尧根据四岳的举荐，派鲧去治理洪水。可是，“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司马迁《史记·夏本纪》），鲧被诛于羽山。据《史记》载，鲧死后，执政的舜不计前嫌，仍然向帝尧举荐大禹延续鲧治水的事业。

鲧治水失败的原因，一般认为是鲧使用共工部落用堤埂围护居住区和田地的老办法，即以“堵”治水，导致开封北部的西河之水大量南流鸿沟，加重了鸿沟流域尧舜“中国”帝都的鸿水灾害。故汉代刘安《淮南子·原道训》认为：“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说明夏鲧筑堤障水是导致尧舜“中国”帝都水灾加重、人为鱼鳖的重要原因。夏鲧所犯的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错误，更是一个导致“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的政治灾难，是威胁尧帝和“中国”生存、大逆不道的死罪。

韩鹏对大量文献资料深入研究后认为，鲧治水的方略确实存在严重问题，说轻一些是有私心。他把西河之水从自己领地引开，保护开封北部滑县白马、浚县大伾山、内黄地区不受灾害，有保护本族家园和颛顼帝故地的私心杂念。说重一些，是置尧帝帝都、昆仑山“中国”的安澜于不顾，将西河、济水上游之水引入鸿沟，置东南部昆仑山“中国”和尧帝帝都生存于不顾，图谋不轨。在实际行动中，他不经尧帝同意，便私自搬迁西河、济水南岸堤坝上具有封固、安息鸿水作用的“息石、息土”，导使西河、济水南泄鸿沟，尧帝帝都、昆仑山“中国”处于“鸿水不降反涨”的危难之中。这种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自然引起“中国”子民的惊恐和尧帝的震怒，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鲧可谓死有余辜。

尽管鲧治水失败犯的是政治性、方向性错误，教训深刻，但在具体治水策略上也为后人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开创的修筑堤坝治水的方法，曾对后世治理鸿水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大禹接受帝尧和执政官舜赋予的使命后，深知责任之重大，一改鲧以堵治水的做法，坚持“顺乎自然河道，水泄天国东北”的基本原则，拆掉本族封地建造的堵水城堤，使鸿水顺利地流向东北分流，归于东海，为帝尧帝都和“中国”子民消除了心头之患。为治水，他“薄衣食，卑宫室”“声为律，身为度”“左准绳，右规矩”“疏九河，陂九泽”“度九山，开九州”，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足见其出以公心；“顺乎自然河道，水泄天国东北”，力解帝尧帝都和“中国”灭顶之灾，足见其“忠”。故《孟子·滕文公下》载：“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大禹功业之巨伟，也与鲧形成了鲜明对比。

4.大禹治水促进了“中央之国”的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大禹治水的成功，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陆贾《新语·道基》称：“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鸿水被疏导后，大禹与伯益、后稷采集五谷分给众人，鼓励先民在鸿沟沿岸的土地上种植五谷，是“中国可得而食”的根本原因。在开封昆仑山西北新乡原阳、中牟雁鸣湖和开封水稻乡、土柏岗、小黄、杜良等地，至今一直保留着引河水种植稻谷的传统习惯，且稻米优良，闻名于世，并且都在鸿（洪）水即鸿沟、汴河沿岸。这一切说明，由于上古时期大禹治水的成功和原始水利设施的兴建，直接促进了昆仑山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证明水稻在上古时期的昆仑山九州、尧帝“中国”就有种植，一直延续到宋代。《宋史·食货志》中，有宋代京城种稻的记载；宋人陈景汗所著《群芳备祖》中，也有开封城乡种稻的记载。

对于大禹治水的业绩，古典文献中多有记载，开封史志中也有不少人文遗存。如宋代《太平寰宇记》载：杞县雍丘有“祺城，在县西北一十八里。按《陈留王袭封雍丘王表》云：‘禹祠原在此城，汉光武迎其神，移在雍丘城内。植城于雍丘，作宫，请迁其神于旧馆。’其赞曰：‘悬仰圣业，功济唐（尧）虞（舜），微君之勤，吾其为鱼。’《尔雅》曰：‘祺者，吉祥名’。”其中的“禹祠”，原来修建在杞县的祺城，后迁到雍丘内，被后人认为是吉祥的城。这说明大禹确实曾在“灉（澭）水”一带治水，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恩惠，人们爱戴他，才修建了禹祠，以表怀念感恩之情。据中国辞书之祖《尔雅·释水》载：“水自河出为灉”。“灉水”，即澭水、汴水。杞县雍丘之“雍”，也由西河支流灉水，即澭水流经而得名。

开封北部的封丘，古有“期城，在县西南七里。按《城冢记》云：期城者，夏禹理水时所筑”。“期城”在长狄，即长翟人居住的中心地带——长丘，也是《夏禹碑》中叙述“沮水（睢水）”所在地。据《尔雅·释水》载：“水自济出为沮。”这里是禹王时期酿酒大臣仪狄（翟）的封地。说明大禹治水也给长狄（翟）部落带来了恩惠，得到他们的支持。

兰考东南部为古考城县，有“簸箕城，在县北四十六里。按《城冢记》：禹治水时所筑”的记载簸箕城位于现在兰考县城东北方向。这里历史上河水频繁泛滥，是大禹治水的一个重要地段。

开封周边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还有很多，充分说明这些地段处于上古时期《夏禹碑》中所叙述的河水、灉水、沮水“三河”地区，是虞舜帝都之地，自然也是治水的重点地区。大禹治水成功，直接给上古时期的开封人民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所以开封人民爱戴大禹，不仅有很多赞扬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而且修建了多处祭祀之地缅怀他的功德，开封禹王台、杞县禹祠就是其中的重要证据，只是建立的时间可能要比现在的传说早得多。

韩鹏的核心观点是在对大量史料的收集和实地调查及考证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论证得出的。韩鹏的《开封历史文化与客家文化传承》一书是他多部专著中的一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春在为这本书写的序中说，“该书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了对传统观念具有颠覆性的观点，如对三皇五帝的居住地及活动地域，以及对上古时期‘天地之中’、昆仑、太一、太极、八卦、五行、河图洛书、空桑等的见解，都很有新意。其中有的论证和阐述，使我长期以来对一些困惑不解的问题有新的认识，颇有顿开茅塞之感”，“对于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开封是三皇五帝之都，是三皇五帝时期的‘天地之中’，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寻根之地的观点，我基本赞同”，“虽然，对该书的某些观点，我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平心而论，该书我要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虽然，作者们的初衷是着眼于开封地方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以增加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但该书的意义远远超出开封市域的范围。该书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该书将会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未完待续）